已是初秋，西京的士民百姓们又将迎来一段欣喜宜人的日子。延康大街依旧是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太和楼也依旧屹立在最显眼的街市上，遥望皇城。

        楼内的格调依旧很足，宾客不是达官显贵，便是高门贵子，抑或是知名学子，它的门槛依旧是这么高，不是一般的凡夫俗子能够跨越。

        比起街市上的喧嚣，楼里实在要雅静许多，悠扬的琴声悦耳动听，让在座宾客都不禁陶醉其中，而琴台上，正沉浸其中，拨弦抚琴者，乃是一名长相俊朗却头发花白、胡茬唏嘘的中年人。

        当然，他还有一个更让人在意的身份，太和楼的主人，吴国公刘晖。

        刘晖是实实在在地被宗正寺圈禁了一整年，即便生活待遇没有怠慢，但精神与心气上的打击却是巨大，仅仅看起形象、行为的变化就可知了，那股子沉沦的气质总能给人带来一种戚戚之感，在宗正寺的时候，刘晖又给自己取了个雅号：戚然居士。

        期满释放之后，回到公府，刘晖将公府所有事务的处置权力都移交给长子刘文渝，若不是礼制所限，他甚至想把吴国公爵也提前传了。

        而刘晖自己，则不再关心那些“俗务”，而是纵情声色犬马，专注于饮酒抚琴，诗词创作。曾经喧闹一时的流光园，早已落寞，于是刘晖转移阵地，到公府名下的太和楼来。

        多年的发展下来，太和楼已然成为京中名流显贵汇聚之所，当然类似的场所京中还有许多，而其最特殊的一点在于，他还是供京中官僚、士子尽情论（键）道（政）之所，尺度之自由，甚至比朝堂上还高，毕竟太和楼的氛围没有那么严肃，也不用太多的顾虑。

        而这一份特性，对于许多不在其位的边缘人物来说，是极具诱惑力。因为随着名声的传扬，前来太和楼观摩旁听的，还有许多真正的显贵，这是怀才不遇者，一个自我展示的平台。

        此时在大堂间，就有三人争辩，史馆修撰刘筠、翰林院校书郎杨亿以及弘文馆校理朱祺，三人都是明经进士出身。

        在大汉，实务官自然是年纪越大越好，相比之下，研究经文学问者，却是突出一个“出名要趁早”。这三人，如今都还不满三十，却已胜过成千上万的“庸碌”之辈，可谓年轻士林中的翘楚。

        尤其是杨亿，又是一个神童，七岁属文，十一岁时便在京中著《喜朝京阙》一首，流为传奇，并且杨亿还是最近十年，唯一一个未经科考，直接靠翰林院面试被赐进士出身的人，可谓破格提拔，这样的人，可见其在文才上的禀赋与成就。

        刘筠则不似杨亿那般惊艳众人，明经科中第之后，也表现得不闻不火，还是在做编修期间，为李昉发掘，带入《文苑英华》的编纂团队，由此才情渐展，尤以诗词闻名。

        至于朱祺，简单地讲，这是湘江学派中的后起之秀。当年世祖南巡时，曾与湘学领袖廖明永相谈，对他们经世致用的治学理念十分欣赏，于是让他推荐一些出众的士子北上，于是开启了湘学向大汉上层传播突破的道路。

        任何学派、理论的传播与发展，都离不开政治大厦的支撑，湘学也是一般，而走出湖南的舒适圈后，在京畿的发展并不算顺利。

        虽有世祖遗命可做背书，但世祖终究已经远去多年了，而雍熙皇帝刘旸虽然对他们事君与务实的态度比较欣赏，但也不是全盘接受，而更重要的，在京畿的政治、学术派系里，湘学是极受排斥的。

        但即便如此，湘学还是在数年下来有了一定的传播，在京畿也站稳了脚跟，并且由湖南官商们集资修建了一座湘江会馆，用以传播讲授湘学理念。

        究其根本，还是很多文人士子发现了，湘江学派搞的那一套，即便过于逢迎谄媚皇帝与权贵，但却容易受到上面认可，对做官上是有理论帮助的。而当官，这可是几乎所有大汉读书人的信仰。

        进入雍熙年来，湖南那边又组织一片士人北上，这朱祺就是第二批，并且在雍熙四年春闱之中，高中明经科第一名，也是个十分有才的人，尤其是口才，能言善辩。

        而此时三名青年文坛俊秀辩论的，还是朝中老生常谈的“农官”问题，从世祖时期起，不论朝野，对于朝廷科举设立农科、农业委派农官等等举措，舆论上一直都在攻击。

        显然，在很大一部分士人心中，朝廷这是在倒行逆施，此举有辱斯文，这是在把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并列，让腹有锦绣、胸怀天下的仁人志士去操持研究农桑管理，实为焚琴曲煮鹤

        在一些士林朴素的认知中，他们当然也认可重视农桑，但是这份重视，实在只是停留在口头上，不能付诸于实际，更别提躬身下地，沉心研究了。或许，不欺压农民，保证不误农时，按期照章收上赋税，就已经足够了。

        但在大汉当前的政治趋向中，却是越发要求官员对农业生产、农业技术的学问了，从皇帝以下并诸多掌握实权的权贵们，也越发不依靠“诗书经典”治国理政了，这对于传统的儒学士们而言，是极其严重的一个问题，也一度引起了恐慌。

        当然，有抱残守缺者，也有应时顺势求变者，比如湘江学派，又比如杨亿出身的闽浙流派。

        就在今年夏，经皇帝刘旸提议，尚书令吕端、财政使张齐贤主持，决议同意成立农部，以总管天下农牧渔林诸事，从制度上进一步加强农业口的权威，强化“以农为本”的治国理念。

        当然，一个新部司的成立，也伴随着朝局的变动，以及权力的划分。关于农部的组织架构，具体细节仍旧商讨落实阶段，但可以明确的是，职权基本是从工部、户部中剥离出来，并且同户部一样暂时归属于财政司下。

        可以想见，财政司的权势将进一步扩大，将成为大汉中枢实权第一的部司，不管这样的局面会维持多久，至少在这个阶段，兼任财政使的宰相张齐贤，在政事堂的话语权也将进一步提升，也意味着皇帝的权势在持续增涨。

        而有心人则更加关注，一个新部门，还是一个实权大部成立，带来的职位与权力机会。

        而杨亿、刘筠、朱祺三人辩论的，恰恰是农部成立背后，有关增加农科取士名额、以及增加对官员农业事务、知识考核事项的问题。

        朱祺作为湘学出身，不说彻头彻尾地添朝廷政策，但总是从各方面为之解读，政治立场格外坚定。

        而杨亿、刘筠二人，当然也不敢否定朝廷大政，至少在政治正确的农事态度上，还是很坚定的，他们的异议集中在农科与农官事务上。

        杨、刘二人的观点很明确，朝廷重农、鼓励生产自是应该，但过于拔高农官的权力、地位，只怕会引起士林不满，也不利于朝廷的稳定与和谐，更无法倡圣人之言、行圣人之道，“泥腿子”焉能治理好国家

        说到底，他们虽然愿意给农学、农民以政治地位，但却不愿意分享政治权力。

        而对于杨、刘所持论点，朱祺可是看得透透，因为他本身也有类似的顾虑。但是，甭管心里怎么想，嘴上却是坚定的“实务派”，针对他们的说法，一一予以驳斥。

        比如“春秋有百家争鸣，农家之言当不得圣人之言？”；

        又比如“今圣人之言与古圣贤之言，孰重？；

        还有，朝廷的初衷，是鼓励读书人去修农学，劝农业，护民生，而非反之，本末焉能倒置；

        农事不兴，国家不固，小农至少能察天时，治田亩，而不辨五谷，只知摆弄经文、抱残守缺者，又如何能处理好政务，执行好朝廷“农业兴国”之政？

        当朱祺火力全开，尤其开始搞起“人身攻击”之后，杨、刘二人当然也不甘示弱，逐一驳斥，引经据典，能言善辩，同样是他们所长，火气被勾起来之后，气氛也就热烈了。

        不只围观的客人们兴致盎然，聚精会神，就连在琴台上抚琴的刘晖手上动作都快了，悠扬的曲调便急促，就仿佛在给辩论双方鼓动助威一般。

        在二楼的雅阁中，还有一名特殊的看客，当朝圣人刘旸。太和楼之名，他也早有闻之，此前皇城使王约曾汇报请示，是否要警告一番，毕竟地处市井，如此纵容议政，怕有不好的影响。

        然而，刘旸没有丝毫犹豫便拒绝了，理由也很简单，他行王道，走的是堂堂正正的治国之道，无不可与臣民言者，他唯虑朝廷的政策方针传得不够远、不够全，何惧议论。

        何况，有这么个场所也好，正好听听异见，触类旁通，兼听则明，若有英才雄见，也方便取用.

        刘旸一番见解，尽显开明之主的大度，当然，这也是建立在他足够自信且能控制局面的前提下，否则哪里能那般放任。

        而听皇帝直言，王约恭维之余，又提出，吴国公身为宗亲，作为太和楼的主人，是否不妥？

        刘旸当然听得懂王约暗含的意思，但刘旸一不相信刘晖有什么谋逆作乱的野心与实力，二则认为，正因刘晖的身份在那里，方才提供了那么个自由论道的空间。当然了，若是换作赵王刘昉、鲁王刘暧乃至燕王刘昭，刘旸都不会看得如此之开，毕竟不一样.

        正因如此，才放任至今，甚至今日，连刘旸都难耐好奇，亲自出宫来视察一番，而见识下来，感觉很满意，果是名不虚传。

        当然，刘旸并不在意场中三人的争论，这些于他而言并没有太多意义，他们所说的东西，朝堂之上吵得更凶。

        相比之下，刘旸更关注辩论的三人本身，不管是杨亿、刘筠还是朱祺，都是雍熙时代下的青年俊秀，也正是因为不断有这样的年轻才学之士涌现出来，大汉的文道方才昌盛。

        目光落在以一敌二不落下风的朱祺身上，刘旸嘴角浮现出少许的笑意，感慨道：“朱祺犀利，杨亿耿直，刘筠明达，都是人才啊.听到他们争论，朕都觉得年轻了几分，倍感振奋！”

        侍从在旁，听到皇帝的感慨，王旦说道：“大汉群英荟萃，人才辈出，此兴旺之兆，也是陛下励精图治之功！”

        “朕可不敢矜功伐能！”闻言，刘旸摇着头，平静地说道：“至今，朕才勉强敢说国家之治理，渐入正轨，然而善始者常有，克终者盖寡，远没到松懈之时啊”

        见刘旸这么说，王旦心中涌出一抹感动，抬眼注意到刘旸鬓间的几缕白发，眼眶都有些微微发热，作为内阁近臣，他太清楚皇帝继位以来的辛苦了。

        “辩论双方，每人赐钱10贯！”刘旸冲内侍郑元吩咐了句，然后一摆手，道：“好了，该离开了，否则怕是要被人认出来了！”

        此时的太和楼中，朝官可是不少，且愿意现身的，多为政治积极分子，目光嗅觉可敏锐着。

        “是！”随从们应道。

        怀着一个不错的心情，刘旸低调地来，低调地去。不过在离开之前，又忍不住打量了一眼正在表演单手抚琴、纵享醇酒的刘晖，他显然很陶醉。

        对此，刘旸也不禁稍稍叹了口气。想当年，刘晖是多么受到世祖的宠爱，视为天家文曲星，而刘晖又是多么意气风发，天资惊人，文才卓越。

        不得不说，刘晖母子三人都带有一定的悲剧色彩。刘晖之母周淑妃早年失宠，郁郁而亡；妹妹刘萱，也是个执拗的性子，为了一个不肖的驸马，寻了短见。

        如今，自己也落到这样一副“行尸走肉”的模样，刘旸念之，内心也颇为感伤。

        不过，即便如此，对于刘晖，刘旸也没有任何表示，至少在他生前，是不会有更多政治上的待遇了。

        ————

        广政殿，皇帝刘旸驾临，不过正在忙碌的中枢臣僚里，都没有停下手里的工作，只是偷偷张望了一眼。皇帝早有规定，他巡视诸部是政务，不需迎接，怠慢公务。

        当然，礼节性的接待还是必要的，不过这项工作乃是政事堂大佬们的专利。此时在殿中当值的，乃是吕端、赵匡义以及张齐贤。

        政事堂的当值制度呢，比较“合理”，平日里一般维持三名宰臣的样子，其余人或在各自部司料理事务，或者就代天巡狩，巡察各地。

        另外，就如赵匡义与吏部天官慕容德丰之间，朝野尽知二人不和，因此吕端在排班的时候，都是尽量将二人分开，避免撞车。就如此时，慕容德丰便奉诏前往河东、河北、燕山二道以及辽东道进行吏治方面的巡抚指导工作。

        “众卿且入坐！”在这些权柄通天的宰相面前，刘旸表现得是越发自如了，从容之间带着一股强势，率先落座，腿一翘，便道：“知众卿理政辛苦，朕特来广政殿坐坐。”

        “多谢陛下关怀！”吕端带头，向刘旸表示道。

        嘴角露出点笑容，刘旸似随意地问道：“可有什么要紧之事？”

        “正欲禀报陛下！”吕端表情一肃，道：“成都上奏，驻吐蕃大臣尹继伦病逝于逻些”

        闻言，刘旸脸上那浅浅的笑意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沉吟少许，颇为悲痛地道：“雪域高原，究竟吞噬了我大汉多少忠良啊！”

        皇帝言落，吕端等人也都垂下头，似是在表示默哀之情。沉默少许，吕端也有些动情道：“前前后后，连带平叛、袭击、疾病在内，已有四千多名将士、职吏长眠高原，其中近半数，都是因为水土不服、疾疫不治而亡！”

        “伤亡如此之大！”刘旸眉头几乎拧死。

        吕端感慨道：“吐蕃之地理气候，不同寻常，对于大部分驻扎将吏而言，实在难于适应！”

        “中枢有何解决办法？”刘旸当即问道。

        吕端答：“臣等已就此事进行商讨，认为对高原驻军轮换，或可频繁一些，以两至三年为期，另外，对于驻军兵源之选择，当增加川边、陇西、河西籍将士，他们相对更容易适应气候。

        同时，竭力保证驻吐蕃将士辎需供给，提高饷钱待遇，以慰军心！”

        听其言，刘旸颔首，表示认可，略作思吟，又道：“传诏，追赠尹继伦镇西伯，以酬其殊功，另赐家人钱十万，锦缎各五十匹，其子孙，吏部酌情量能升迁荫职！”

        “是！”

        “关于继任人选，也先议一议吧！”刘旸又吩咐道，语气不免沉重：“也不知是否还有人，愿意前往逻些坐镇

        这个问题，如果放在川蜀官场、军坛，那是毋庸置疑的，高原上再苦寒，那也是方面之任，手握驻军，那些吐蕃部族从来都是予取予求。看看尹继伦吧，在不少吐蕃部族中，都暗地呼之为“尹王”，可见其威风。

        权威是一方面，还有肉眼可见的利益，茶马贸易始终红红火火，来自高原上的牛马、皮毛、虫草，可都是具备高价值的商品，而驻吐蕃大臣，在这条利益链上显然是有一份固定份额的

        但同样的，这个职位也不是谁都能做，谁都有资格做的。至少在中枢，当朝商议人选时，就有很多将领、官僚表示排斥，不远去。

        不是他们见识少，而实在是，那个地方是个“不详之地”，不到十年的时间，死了两任大臣，就连天潢贵胄的晋王刘晞这等福运之人都没抗住，那其他人呢，岂不是去送命？高原上因病死掉的那些驻军将士，可是实实在在的.

        于是，剑南那边可望而不可得，中枢这边可即而不远去，这样的情况，让刘旸十分恼怒。当然，最后人选还是出来了，成都兵马指挥使康继英，因为在平定蜀乱之中表现出色，得到提拔。作为将门之子，又是三代忠良，资格能力、都具备。

        结果虽然出来了，但对过程皇帝却十分不满，毕竟能被提议驻吐蕃大臣的都是有一定资历、战功的老臣、老将，但他们似乎都有些丧失了志气。

        于是，借着此事，刘旸又开启了对于军队，尤其是禁军与高级将领的整顿。

        当然，刘旸的整顿相对温和，该有的体面还是给足的。只不过，从个地方，尤其是边地选拔了一批表现出色后起之秀，充实禁军，增加新鲜血液，加快军队更新换代的速度罢了。

        如果要说整顿力度的话，大抵在海陆之争上了，这些年，海军毫无疑问是越来越起势，也越来越富裕，地位也在不断提升，这自然引起了大量大陆军的将帅们反对、猜疑乃至打压。

        内陆不必多说，但在沿海地区，只要有海军驻扎的地区、港口，那是纷扰不断。怎么说呢，陆军有些眼红海军在海外牟取的那些利益，但海军哪里肯干，那是他们拼死拼活挣下的。

        一旦牵扯到利益之争，那必然产生诸多龃龉，但是利益之争，最后的调合也必然着眼于利益本身。而在刘旸的主持下，自然而然从海军身上狠狠地咬了一口，海军在海外赚取的财富，必须上缴一部分，这部分，最终的去向也不是财政司，而是作为枢密院的“专款”，用在陆军方面。

        大汉，说到底还是陆军说了算。但同样，陆军的那些军头将帅们，也被狠狠地责难了一番，尤其在军风、军纪的建设上，很多连训练都懈怠耽搁了将领，甚至被拿来问罪。

        在这场纷争抑或说变革中，海军虽然损失了一定的经济利益，但在政治地位上，却有了明显抬头的趋势，要知道，曾几何时，哪有海陆之争，有的只是陆军大哥对海军小弟的颐指气使，如今却已经上升到需要皇帝、枢密院来仲裁、调合的地步。

        这样的进步，可是突破性的。另一方面，陆军也开始主动提出，要加强在海外的驻（捞）军（钱）了。

        虽然很长一段时间内，各地骚乱不断，又发生过蜀乱，但大汉军队还是难免患上了和平军队的一些通病，而具体表现，重点就在军队上层，而上层若懈怠了，基层的官兵就难免受影响。

        刘旸治国虽然重点在苦修内功上，但对于军队建设，也不敢放松，毕竟在世祖的熏陶之下，深彻地明白军队对于国家稳定的重要性，而大汉摊子又那么大，永远需要军队巩固与维护，什么都能乱，军队不能乱，这是个基本底线。

        当一个个新鲜的面孔出现在大汉军队的上层，曾经追随世祖的那些将帅们陆陆续续地凋零，消失在大汉军队之中，即便还活着，还保留着一定的影响力，但也正在这种变化之中，雍熙皇帝印记打上了，也开始进一步覆盖乃至清楚世祖那依旧残留的影响力。

        当然，这一点是永远清除不了的，只是多与少的问题，因为总有人会打着世祖的旗号进行政治活动，而这个旗号也将永远不倒，除非后世之君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做数典忘祖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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