喧嚣之后，往往就是安宁，告别了嘉庆节，东京城也自然而然归于平静，恢复到过往那种寻常平淡的氛围中去。

　　一时的庆祝与喜悦，并不能改变东京士民的劳碌，一切照旧，寻常人家，依旧为生计辛勤奔波，不得片刻安歇。起歌舞的依旧起歌舞，世俗的疾苦，与他们没有半点相干。

　　至于满是锦服朱紫的庙堂之上，也确实多了些异声，来自京外地方的声音。大概是为了证明封疆大吏、柱国大臣们进京，并不只是为了给他祝寿，满足他的私欲，刘皇帝下制，让太子刘旸与宰相赵普组织内外臣工在广政殿进行为期半月的国事会商量。

　　这是有惯例的，在每年上元节假后，朝廷这边都会有类似的政治活动，只不过参与探讨的都是各地进京的上计大臣，他们主要的任务是汇报，是接受查问质询，份量在地方上很重，但在京城可就轻了。

　　而像此番这样，各地军政的头头脑脑，不说全部抵京，七八成总是有的，这些人可就不一样了，他们都是大汉的政治精英，也是大汉帝国这一庞大治理体系中的核心力量，对于国事，自然也是有话语权的。

　　虽然大汉如今处于一种高度中央集权的状态中，但这并不意味着地方对中枢就完全俯首帖耳了，道司大吏们，往往都是大权在握，国家在趋于和平稳定的情况下，地方大吏们的权威同样也越发巩固。

　　他们或许不敢直接违逆朝廷中枢，但真要不服了，也有的是反应手段与措施，只不过，那种情况很罕见吧。

　　别的不提，就说卢多逊，不管是在河西还是在两浙，就已经隐隐与赵普别苗头了，而赵普可是大汉首相，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代表的都是朝廷。

　　还有河西布政使雷德骧，当年外任兰州，就因为与王溥不和，在河西任上，对赵普，对朝廷的一些政策，同样多有非议。

　　更早些，还有王朴与李涛之间的龃龉，为了一些人事任命的问题，这两国公都能隔空互呛，官司都能打到刘皇帝那里。

　　因此，时至如今，朝廷中枢的权威仍旧牢固不可动摇，但封疆大吏们，总是难免要“反抗”一下。

　　当然，他们的反抗，不是要造反作乱，只是想要为治下多争取一些利益，让自己好过些。而这种情况，反应到这次国务廷议上，便产生了极其激烈的争执。

　　大汉国土广袤，道府州县众多，民情复杂，各地的情况各异，其诉求也各有不同，不论是穷的富的，还是人多人寡，都希望能得到朝廷政策上的扶持。

　　政策扶持这个概念，还是近几年出现在大汉的，其由来，除了刘皇帝无意提了一句，最直观的例子，便是安东地区的发展了。

　　不到十年的时间，安东那蛮夷杂聚的苦寒之地，能够有那般显著的发展变化，文明礼仪之光初现，绝不只是刘煦为首的安东都督府的苦心经营。

　　其背后，朝廷的扶持是至关重要的，没有这个前提，一切都只会是镜中花、水中月。税收，朝廷不收取，每年还是扶助款项，进献的金银，也会得到相应的汇报。

　　安东缺人，可任其在内地道州招募，各地官府不得阻拦，政策上更是大开绿灯，不加限制，也使得大汉治下自主性最强的地区。

　　对于边地的开拓，大汉从来没有放弃过，但从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达到安东地区的程度。这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朝廷在政策上的宽松限制，包容对待，其他地方，没有这样的投入，也没有这样的优待。

　　而有安东这个例子在，其余道州的官僚们，怎能没有想法。同样是大汉治下，同样是刘皇帝的子民，怎能如此区别对待。

　　从来都是不患寡而患不均，朝廷宁愿花费代价，去开拓安东那种蛮荒之地，为何不稍降恩泽，照顾一下他们。把那些人烟稠密、气候适宜的精华之地，发展得更好，不是更有益处吗？

　　至于其他穷僻地方，那更是一副嗷嗷待哺的姿态，比如云南、黔中、广西、榆林等道就是如此。而似安西、安南这样情况与安东相似的地方，那就更有话说了。

　　比起安东，安南经营更久，虽然地处偏远，但那里不论是气候、环境，还是土著的驯化问题，都明显要好于安东。

　　而十多年的发展下来，安南已经能够正常向朝廷贡献钱粮税赋，当然，这是带有一定殖民色彩的，但也可窥其潜力。

　　如今的安南布政使是李守节，辰阳侯李筠之子，他属于军转政，镇守安南多年后，就地转任布政使，一直到如今。

　　广政殿上，李守节就细致地摆出安南地区的情况与发展潜力，希望朝廷能多加支持，并且就安南每年能向朝廷贡献的钱粮税赋画了个大饼。

　　安西也是一样，那里虽然地处偏远，但处于东西方交流的要道，依靠着丝绸之路，是根本不怕穷的，也就是常年的战争下来，人烟少些。

　　但即便如此，随着大汉西部局势的安宁，与黑汗国关系的改良，大汉与中亚地区的贸易通道也彻底打开，并且日益繁荣，因此，安西地区也是日显活力，这些都是他们的优势。

　　至于其他道州，同样也有话说，当然，这些地方，其实也清楚，安东毕竟有其特殊性，不可能变成常例，朝廷也不可能对其他地方，尤其是核心统治道州放任。

　　但是，讨价还价嘛，总要让朝廷听到他们的声音，知道他们的想法。像安东那样，他们不敢奢求，但其他地方，还是有些商量的余地。

　　已经升任剑南布政使的张雍就提出，希望朝廷能够酌情降低一些剑南地区的税赋。自从川蜀平定之后，当地对朝廷税赋的上缴，就始终是足额足数的，也只有遇到灾害之时，才会有所蠲免。

　　过去一段时间，川蜀每年给朝廷上缴的税赋，能占到全国两成以上，这实在是一个庞大的比例，同时也意味着川民的疾苦。

　　后来，朝廷也酌情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调整，使之趋于合理，这才减少了对川蜀的压榨。但即便如此，川蜀每年的贡赋，仍旧是排在天下道州前列。而从西南地区来看，也只有剑南被朝廷看得最紧，没办法，谁教西南地区就你剑南道富庶呢。

　　张雍在西南为官，也有十来年了，从成都知府到剑南布政使，自然有了感情，有了自己代表的利益集体，也想要为剑南的百姓某些福祉，扬一下名。

　　当然，他倒也不像其他人那般，一味地叫苦鸣屈，只是合理地提出，希望财政司在制定税额的时候，能酌情地调整一番。这每年就都在调整，但像剑南这样的天府之国，每年调整的余地都不大，不加已经属于恩惠，张雍这是想减。

　　如果说张雍是为剑南百姓考虑，想要减轻治下官民负担的话，那还有些人，就属于为地方官府谋权争利。

　　其中，争论得最激励的，毫无疑问，属于每年地方税赋留存问题。不只一个道司提出，每年两成的税额，实在太少，已经不够当地行政支出，甚至有些影响到地方的行政运转。

　　两浙布政使王仁赡就举例，说浙南一些州县官吏，已经出现拖欠俸禄的现象，官吏们，尤其是基层官吏们，日子不好过。

　　这显然是在扯淡，其他地方也就罢了，你江浙地区也叫穷，那其他穷困道州岂不是要炒翻天？

　　在留存税收这事上，是中枢与地方之间最关键的一处矛盾，而面对这些来自地方上的声音，刘旸与赵普也是感到了一些压力。

　　不过，他们的态度也十分坚定，税收留存属于中枢的底线，不容打破，这不只是税额多少的问题，还涉及到中枢权威，涉及到朝廷对地方的掌控力。

　　政权可以适当宽松，但军权、财权是要牢牢掌握在朝廷手中，对朝廷而言，这是十分必要的。

　　何况，仅从开支来讲，偌大一个朝廷，那么多官员，那么多勋贵，那么多军队，还有各种工程以及天灾人祸，这需要的财税，可比某一道一州的财政压力要大得多。

　　当初的财政拮据，让每一个中枢大臣都记忆深刻，因此，涉及到这方面，自然就触及到他们的敏感神经了。

　　因此，赵普是代表朝廷，进行了强硬的驳斥。同样是从地方上历练出来入朝拜相的狠角色，赵普屁股底下可不虚，对地方的情况也有深入而透彻的了解。

　　在赵普看来，想向留存税收伸手的人，更多的还是为私利，或者地方保护思想严重。这个例子绝不可轻开，否则，有一次，便有第二次，财权若动，那早晚其他权力也将受侵蚀，如果是那样，那朝廷维持了几十年的制度也将受到动摇，这是不利于国家稳定，当然，最关键的影响，还在于中央朝廷的权威。

　　不过，相比赵普的态度，卢多逊倒是选择支持地方上的诉求，并不阴不阳地说赵普在政事堂待太久了，不知道地方的情况，应该体恤下情......

　　结果，赵卢之间，又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夺，这样扬州后置案后，两者之间有一次严重冲突，还偏偏选在这么个时候。

　　耳闻不如目见，原来传闻并不只是传闻，并且，中枢的相权之争，比他们想象中的还要激烈。进京的道司大吏们，算是饱饱地吃了一顿瓜，而卢多逊的“背叛”行为，也让刘旸十分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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