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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3章 韩国历代君主2


关于农业。

  韩昭侯时期,通过施肥改良土壤,是提高农业产量的重要因素。随着农具的改进和耕作技术的进步,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大大提高,有的地方还推广了一岁两熟制,《荀子·富国》说:“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盆,一岁而再获之。”

  总之,战国时期的农业生产发展十分迅速,生产水平有了根本性的提高。韩昭侯时期的韩国,铁制农具已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铁耕已是很平常的事情。

  建国后考古发现的铁制农具主要有:铁铧、镢、锄、镰等。铁农具的推广和使用,有利于大量荒地的开垦和耕作效率的提高。韩昭侯时期牛耕在战国时期更加普遍。

  铁农具和蓄力的结合,为深耕细作提供了条件。《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如果没有畜力和铁农具,深耕细作是不可能的。

  农民在长期的耕作实践中,生产经验更加丰富,他们已经能从土壤的色泽,性质和肥沃程度去认识和区别土壤,因地制宜地进行耕作,农民已很重视对土地的施肥,“掩地表亩,刺草殖谷,多粪肥田,是农夫众庶之事也。”

  关于经济,

  韩昭侯时期,韩国商业有很大的发展,主要体现商人的活跃,城市的繁荣和货币的流通等方面。1.韩昭侯时期,随着商业的发展和城市的繁荣,金属货币的流通更加广泛了。

  当时金属货币有铜币和金币两大类,铜币主要有四种:燕,齐两国使用刀币,周、秦一带使用圆钱,三晋使用布币,楚国使用“蚁鼻钱”,金币一般以斤(十六两),镒(二十两)为计量单位,还有“饼金”和“郢爰”。

  (饼金为饼状金块,郢爰为方形金块)

  金属货币进入商品流通领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表现。2.韩昭侯时期,城市的繁荣是商业发展的重要表现,战国时期出现了许多工商业发达的大城市,韩之阳翟(今河南禹县)。

  3.韩国商人们贩运于列国之间,扩大了商品交换的范围,各地的特产如北方的马匹,南方的鱼,东方的盐,西方的皮革在中原市场上都能买到。大商人更加活跃,如大商人白圭,“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方法,(《史记·货殖列传》)大搞投机交易,赚取了大量财富。

  河东盐商猗顿和邯郸冶铁商郭纵,富甲天下,交结诸侯,干预政治。阳翟大贾吕不韦,通过贩贱卖贵,家至千金,参与政治,官至丞相。

  关于他的轶事典故。

  陼公劝谏

  虽然韩昭厘侯是懂得利用人才的君主,可是很少注意自己所说的内容,导致在无意间把一些重大的机密泄露出去,使跟大臣们所决定的计划不能实施。因此朝野的大臣都很伤脑筋,都不敢直接告诉韩昭厘侯。

  直到某一天,自称名叫堂陼公的人,亲自到韩昭厘候说:“如果这里有一个以玉做的酒器,是价值千金,却它的中间是空的,且没有底子,它是否能盛水?”于是韩昭厘侯回答:“那是不能的。”堂豁公又问:“如果有一个瓦罐子,虽然很不值钱,但它不会漏接,问你,它是否能盛酒?”

  韩昭侯就回答:“能。”这时,堂陼公趁着机会,就接着说:“这就是了。一个瓦罐子,虽然没有值多少文钱,以及非常卑贱,但是因为它不会漏接,却能来装酒;反而一个以玉做的酒器,尽管它十分贵重,但由于它空而无底,因此连水都不能装,更不用说人们会将可口的饮料倒进里面去。

  人也是一样,作为一个地位至尊及举止至重的君主,如果经常泄露臣子商讨有关国家机密的话,那么他有如一个没有底的玉器。即使是再有才干的人,如果他的机密,也会在某天被泄露出去,那他的计划根本是化为泡沫,因此就不能施展他的才干和谋略。”

  同时韩昭厘侯才真正地了解,他连续地点头说:“你说的对!你说的对!”从堂陼公来劝谏以后,在韩昭厘侯要采取重要措施时,大臣们在一起密谋策划的计划、方案,韩昭厘侯都会小心对待,甚至连晚上睡觉都是独自一人,因为他担心自己在熟睡中所说的梦话,把计划和策略泄露给别人听见,防止误了国家大事。

  祝贺秦孝公

  昭厘侯二十年(公元前343年),周显王封秦孝公为西方列国盟约长,那时韩昭厘侯祝贺秦孝公,秦孝公命公子少官率军会各国君主,前往逢泽(今河南荥阳稍北),朝觐周显王。

  高门之论

  昭厘侯二十六年(公元前337年)丞相申不害去世。三年后,兴建一座高门,屈宜臼对昭厘侯说:“我认为你绝不可能走出这个门,为什么?因为不是时候。不是时候的意义,不是指日子时辰不对。人生在世,有时顺利、有时倒楣。

  从前,你曾顺利过,却没有兴建高门。去年,秦国占领宜阳(今河南宜阳西方),韩国大旱,你不厉行节约,体恤民困,反而豪华奢侈,好像国强民富一样,这是亡国的措施。所以,不是时候。”

  翌年,高门完工,昭厘侯去世,由其子韩威侯即位。[

  越权与失职

  有一次,韩昭侯因饮酒过量,不知不觉便醉卧在床上,酣睡半晌都不曾清醒。他手下的官吏典冠担心君王着凉,便找掌管衣物的典衣要来一件衣服,盖在韩昭侯身上。

  几个时辰过去了,韩昭侯终于睡醒了,他感到睡得很舒服,不知是谁还给他盖了一件衣服,他觉得很暖和,他打算表扬一下给他盖衣服的人。于是他问身边的侍从说:“是谁替我盖的衣服?”

  侍从回答说:“是典冠。”韩昭侯一听,脸立即沉了下来。他把典冠找来,问道:“是你给我盖的衣服吗?”典冠说:“是的。”韩昭侯又问:“衣服是从哪儿拿来的?”典冠回答说:“从典衣那里取来的。”

  韩昭侯又派人把典衣找来,问道:“衣服是你给他的吗?”典衣回答说:“是的。”韩昭侯严厉地批评典衣和典冠道:“你们两人今天都犯了大错,知道吗?”

  典冠、典衣两个人面面相觑,还没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韩昭侯指着他们说:“典冠你不是寡人身边的侍从,你为何擅自离开岗位来干自己职权范围以外的事呢?而典衣你作为掌管衣物的官员,怎么能随便利用职权将衣服给别人呢?

  你这种行为是明显的失职。今天,你们一个越权,一个失职,如果大家都像你们这样随心所欲,各行其是,整个朝廷不是乱了套吗?因此,必须重罚你们,让你们接受教训,也好让大家都引以为戒。”

  于是韩昭侯把典冠典衣二人一起降了职。韩昭侯的做法在今天看来也许有些过分,但他严明职责、严格执法、不以情侵法的精神,还是值得肯定的,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申不害走后门

  韩昭侯因任用申不害为相国,使韩国兵强国治。申不害原来本是郑国的一个地位很卑微的小官,由于他学习和掌握了黄老刑名的学说,就向韩昭侯讲说“刑名之学”,请求昭侯任用他。韩昭侯很欣赏申不害的才学,就任命他为韩国的相国。

  在昭侯的支持下,申不害对内整治政教,对外应付各国,前后搞了十五年,使韩国一直保持着强国的地位,并着成了《申子》,《汉书·艺文志》中称有六篇,现存两篇。

  可是,有一次申不害为他的叔叔哥哥请求官职,韩昭侯却不答应。为此,申不害一脸的不高兴。昭侯对他说:“我向你学习的目的,是打算用来治理国家的。现是听从你的请求而废弃你的学说呢?

  还是实行你的学说而废弃你的请求呢?你不是曾经教导我修治功劳记录,必须审视功劳大小来任用人,而今你却在法外另有私求,那我听哪个话才对呢?”申不害知道自己错了,赶紧向昭侯请罪(一说这是申不害在试探韩昭侯)。

  未出城门而死

  韩昭侯二十五年(公元前338年),韩国发生大旱,韩国修筑一座高大的城门。楚国大夫屈宜臼说:“韩昭侯不会走出这座门。为什么呢?因为不合时。

  我所说的时,不是时日的时,人本来有有利的时候也有不利的时候。韩昭侯曾经处在有利的时候,不修筑高大的城门。去年秦军攻占宜阳,今年又有大旱灾,韩昭侯不在这时候体恤百姓的困难,反而更加奢侈,这叫做‘时运衰耗而行为奢侈’。”

  韩昭侯二十六年(公元前337年,一作公元前333年去世),高大的城门落成,韩昭侯就去世,他果然没有从这座城门走出。

  韩宣惠王(出生年月日不详—公元前312年),亦称韩威侯、韩宣王,姬姓,韩氏,名康,韩昭侯之子,战国时期韩国国君,公元前332年—公元前312年在位。

  公元前325年魏惠王与韩威侯在巫沙会面,并尊为王。公元前323年正式称王,史称韩宣惠王。韩宣惠王,即韩康,战国时期韩国第一位称王的君主。公元前337年,韩国变法派申不害死后,韩国的变法未能很好地延续下去。

  不久秦国派军队进攻韩国的军事重镇宜阳,并将其攻克。这时是韩康的父亲韩武在位,韩武经历失败后,闭门不出,不久就死了。韩康继承了君位。此时中原局势日益混乱,首先是魏、齐联军在平邑打败赵军,占领平邑、新城。

  公元前326年,赵国又联合韩国,又向魏国发起攻击,包围魏的襄陵。战争持续到次年,以魏军战胜赵韩两国联军,活捉将领韩举告终。[]公元前325年四月,秦国君主嬴驷公然称王,魏国君主魏罃为了制约秦的发展,便拉拢列国,五月在巫沙与韩康会见,承认韩康为王。[

  公元前323年,韩国、魏国加上赵国、燕国及中山国在公孙衍的倡导下发起“五国相王”活动,互相承认对方为王,组成合纵抗秦联盟。公元前319年,秦国军队攻击韩国,攻取了鄢。[

  ]公元前318年韩、魏、赵、楚、燕五国联合进攻秦国,失败。秦国为了打击报复,发动修鱼之战,在浊泽活捉了韩国将领申差。韩国着急了,相国公仲侈对韩宣惠王说:“盟国是不可靠的。

  如今秦国想征伐楚国已经很久了,大王不如通过张仪向秦王求和,送给它一座名城,并准备好盔甲武器,和秦军一起向南征伐楚国,这是用一失换二得的计策。”韩宣惠王说:“好。”于是为公仲侈的行动作好警戒,他要西行与秦国讲和。

  楚王听说后非常惊恐,召见陈轸把情况告诉他。陈轸说:“秦国想攻伐楚国已经很久了,现在又得到韩国的一座名城,并且还准备好了盔甲武器,秦韩合兵攻伐楚国,这是秦国祈祷祭祀梦寐以求的,如今已经得到了,楚国一定要受到侵伐。

  大王听我的意见,先在全国加强警戒,发兵声言援救韩国,让战车布满道路,然后派出使臣,多给他配备车辆,带上厚礼,让韩国相信大王是在救他们。

  即使韩王不听我们的意见,韩国也一定会感激大王的恩德,一定不会列队前来攻楚,这样秦韩就不和了,即使军队到了,也不会成为楚国的大患。如果韩国听从我们的意见,停止向秦求和,秦国必定大怒,因而对韩国的怨恨加深;韩国到南方结交楚国,必定慢待秦国,慢待秦国,应酬秦国时必定下很尊重:

  这就是利用秦韩军队之间的矛盾来免除楚国的祸患。”楚王说:“很好!”于是在全国加强警戒,发兵声言去救援韩国,让战车布满道路,然后派出使臣,给他配备很多车辆,让他带着厚礼到韩国。楚使对韩宣惠王说:“敝国虽小,已经把军队全派出来了。希望贵国能随心所欲地同秦国作战,敝国君将让楚军为韩国死战。”

  韩宣惠王听了之后非常高兴,就停止了公仲侈到秦国议和的行动。[]公仲侈说:“不能这样,以实力侵犯我们的是秦国,用虚名来救我们的是楚国。大王想依靠楚国的虚名,而轻易和强敌秦国绝交,大王必定要被天下大加嘲笑。

  况且楚韩并非兄弟之国,又不是早有盟约共谋伐秦的。我们已有了联秦攻楚的迹象,楚国才声言发兵救韩,这一定是陈轸的计谋。况且大王已经派人把我们的打算通报秦国了,现在又决定不去,这是欺骗秦国。轻易欺骗强秦,而听信楚国的谋臣,恐怕大王必定要后悔的。”韩宣惠王不听劝告,终于和秦国断交。秦国因而大怒,增加兵力进攻韩国,两国大战,而楚国救兵一直没到韩国来。

  十九年,秦军大败韩军于岸门。韩国只好派太子仓去作人质来向秦国求和。[韩康于是对秦转为连横战略,依附于秦。韩宣惠王继位的第25年,韩国同秦国一起攻楚,打败了楚将屈丐,在丹阳斩杀了八万楚军。这一年,宣惠王去世,太子仓即位,这就是襄王。

  《史记韩世家》:宣惠王立,《索隐》云:“《纪年》,郑昭侯武薨,次威侯立。威侯七年,与邯郸围襄陵。五月,梁惠王会威侯于巫沙。  十月,郑宣王朝梁。不见威侯之卒。下败韩举在威侯八年,而此《系家》即以为宣惠王之  年。

  又上有杀倬公,悼公又不知是谁之諡。则韩微国小,史失代系,故此文及《系本》不同,今亦不可考也。”今按:《索隐》此条所引,已为后人改乱,而痕迹犹可考见。今证以当时史实,重为校正如次:一,五月梁惠王会威侯于巫沙,五月上应脱“八年”二字。

  据《史记秦本纪》秦惠文王十三年,韩亦称王,是年为韩威侯八年,其证一。(参读上  考。)又若同为七年事,既与邯郸围襄陵句下,不着何月,而其下忽着五月十月,于文法  亦不合。今若正为七年云云,八年五月云云,十月云云,则文理顺惬矣。其证二。

  (陈氏《集证》谓:“既与赵围魏襄陵,岂未逾年即朝梁?”此亦一证。惟陈  氏遂谓:“大约《索隐》引《纪年》,最为错谬,阅者毋为所惑。”  则大误。梁玉绳亦不信《索隐》,故论《纪年》多失。)二,下败韩举在“威侯”八年,而此《系家》即以为宣惠王之年,当正为下败韩举在“梁惠王后”八年,而此《系家》即以为宣惠  王之年。据今《索隐》原文,“五月,梁惠王会威侯于巫  沙,十月,郑宣王朝梁,不见威侯之卒,”云云,则威侯之即郑宣王,亦甚明显。  惟《索隐》不之知,故曰不见威侯之卒矣。然《索隐》既认威侯与宣王为两人,则七年十  月已有郑宣王朝梁之文,此下不应再有威侯。若其下又云威侯八年败韩举,岂不更可怪,  而《索隐》何竟置不言?盖《索隐》引《纪年》败韩举在梁惠王后元八年,而今《史记》即以为在韩宣王之八年,故《索隐》以为可异耳。(参读《考辨  》第一三四。)今《索隐》此条,其前既脱八年二字,此处惠王八年,又讹为威侯八年,  遂致乖戾难读。又按:《苏秦列  传索隐》引《世本》:“韩宣王,昭侯之子也。”合之《纪年》,宣王之为威侯,灼  然甚显。惜其此处又下“不见威侯之卒”一语,遂使后人纷纷辨订,不得其解。(梁氏《  人表考》云:“《竹书》宣王之前有郑威侯,《索隐》以为不可考,或疑即宣王,未审。  ”郝懿行《纪年通考》谓“梁惠成王元年方称韩共侯,旋称韩懿侯,周隐王元年之郑宣王,即显王三十八年之郑威侯。俱一人而有两称。《索隐》因不见威侯之  卒,误分威侯与宣王为二人,”此说极析。然亦不知《索隐》有为后人改乱处也。陈逢衡《竹书集证》亦定威侯宣王为一人,而于《索隐》此文全未论及。至洪颐煊校《纪年》谓  :“郑宣王即韩威侯,古威宣通用,《史记》齐宣王《纪年》作齐威王,其证  也。”则又得诸韩而失诸齐矣。张宗泰《竹书纪年校补》竟认威侯宣王为两人,最误。)又同篇“八年,魏败我将韩举,”《索隐》云:“按此则举是韩将不疑,而《纪年》云  韩举赵将。盖举本赵将,后入韩。又《纪年》云:“其败当韩威王八年,是不同也。”今  按此亦有误。三,又《纪年》云,其败当“韩威王”八年  ,当正为其败当“梁惠王后”八年,(参读《考辨》第一三四。)据《索隐》原文云:“《纪年》与《史记》不同”,若为韩威王八年,则本无不同。威  侯亦不当称威王也。此缘《索隐》虽屡引《纪年》,而本不之信。故曰:“《纪年》之书  ,多是讹谬,聊记异耳。”(语见《燕世家》。)故于威侯、宣王不能明定其为一人,而  轻曰“不见威侯之卒。”后人益滋疑误,既认威侯与宣惠王为两人,遂并改《索隐》引及  惠成王者为威侯,而《索隐》原文乃益增其缪戾,此所以古书之难通也。

  韩举赵将非韩将辨又按:《赵世家》:“肃侯二十三年,韩举与齐、魏战死于桑邱。”《集解》徐广曰:“韩举,韩将。”肃侯二十三年,正梁惠成王后元八年  。《水经河水注》:“齐田朌及邯郸韩举战于平邑,邯郸之师败逋,获韩举,取平邑新城  。”程恩泽《战国地名考》:“平邑有二。《地理志》代郡有平邑县,在今山西大同府阳高县西南,(原注:“亦在灵邱县  西北。”)此赵之平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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