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学濂，字子一，浙江嘉兴府嘉善县人，是魏大中（谥号忠节）的次子，孝子魏学洢之弟。魏大中遭阉党之祸而死，魏学洢以身殉国。崇祯初年，魏学濂徒步进京，伏阙鸣冤，又血书上疏，弹劾阮大铖、傅櫆勾结逆阉，实为杀害诸多忠良之人，请求朝廷依法惩处。崇祯皇帝为之动容，对魏大中极其后人抚恤有加，同时惩办了阮大铖、傅櫆。魏学濂感念国家厚恩，又因天下处于多事之秋，决心以功名显扬，更加潜心钻研天文、地理、军事、农业、礼乐、法律等知识，期待有一天能效力朝廷，以此报答国家。

  崇祯壬午年（公元1642年）魏学濂在乡试中考中举人，崇祯癸未年（公元1643年）考中进士，被授予庶吉士职位。当时贼军攻破秦晋之地，京城为之戒备森严，魏学濂与同僚吴尔埙、成德等日夜痛哭，策划抵御贼军之策。当时皇帝每日召见臣子商议对策，魏学濂力主让太子或二王前往南方镇守，又提出应当集结京城周边义士，组成勤王之师，编修陈名夏通晓军事，且熟悉山东东部、西部的豪杰，建议朝廷赋予他一定权力，让他出京号召各地抗敌。崇祯皇帝赞同此议。

  当时朝廷决策未定，而贼军势力日益逼近。魏学濂于是派遣密使赶往容城，与孝廉孙奇逢等人商定联合义勇抵抗贼军，计划已定，但还未上报朝廷，贼军已逼近京城。三天后，京城沦陷，魏学濂在金水桥遇见陈名夏、吴尔埙、方以智等人，他们说：“我们打算一死，以此报答先帝。”魏学濂回答：“死容易，但现在局势尚能挽救，我还不愿轻易放弃生命。太子和二王仍在，而真定、保定附近的义军旦夕之间就能赶到，为什么不多忍耐片刻等待他们呢！”

  不久，太子和二王被贼军搜索找到，被胁迫离开京城，有人传言他们在永平被害。魏学濂此前与孙奇逢等人约定的计划因此迟迟延误，一些同僚拉魏学濂南逃，魏学濂十分悲痛，呜咽着说：“我之所以不死，是为了有所作为。现在一切都完了，我魏学濂愿意一死以报答先帝在天之灵。我难道不知道苟且偷生就能活下去吗？现在我并非不能南逃，只是先帝为社稷而死，我身为侍从之臣，未能随先帝而去，在天之灵难道能饶恕我吗？况且先父、兄在地下有知，正在那里谈笑着等待我，我既然不能以简陋的棺材和白色旗帜，陪葬于先父之旁，又怎么能厚颜无耻，捧着酒杯在祖先面前献祭呢？现在，贼军既然已经图谋篡位，必然要强迫士绅官员朝贺，我怎能再忍心向他们北面称臣呢？你们好好保重自己，替我向故人告别吧。考叔有母亲要照顾，彦升有儿子要抚养，这些都是比我后死之人应负的责任。”

  然后，他写下绝命诗：“忠孝千古事，于我只家风。一死轻鸿毛，临难须从容。有血洒微躯，官卑非侍中。有舌且存之，亦逊常山公。因约同志友，延颈受霜锋。不能张空拳，与彼争雌雄。不能奉龙种，再造成奇功。死且有余罪，何敢言丹忠。所痛母垂白，七十仍尸饔。未葬凡五丧，留与子侄封。人生谁百年，寿夭死所同。我比兄与弟，我年为独丰。高堂无复悲，譬不生阿侬。辞母却就父，生死犹西东。骸骨虽不归，即瘗此诗筒。墓木有拱时，清韵入秋松。”

  他又写到：“始闻天子且出亡，继云亡后放还乡，既望义旗起四方，三者于今皆已矣。当死不死真羞惶。几家阖门自焚死。几人投缳从天子。王章不屈磔城楼，金铉跃入御河水。街头男女不读书，西城井中何累累。耳闻眼见羡杀人，羡人不已还自嗔。死忠死孝家常事，我竟不死将谁臣。君亡国破虽易代，正统日月虚悬在。待彼篡位我死之，我死固晚免下拜。但恨有书报老亲，云儿不死休酸辛。儿今羞惶活不得，为娘爱此全归身。”

  他又写信给儿子，告诫他们子孙后代若生于甲申年（公元1644年）之后，即使让他们读书，也只让他们通晓道理，不可再做官。写完遗书后，他自缢而死。

  魏学濂为人豁达，有大略，慷慨好义，性格至孝。他感念父亲魏大中遭受了诏狱之苦，终日身穿粗布衣服，以此为习惯。母亲病重几乎不治，他割下自己手臂上的肉，和药一起喂给母亲吃，才使母亲得以痊愈。谈及义烈之事，他常常流泪，平生疾恶如仇，甚至不能容忍看见恶人，看见了也不能容忍。在乡间，他闭门不出，除了公事几乎不参与其他事务，遇到荒年，他倡议拿出粮食以低于市价的价格进行公平售卖粮食低价出售，救活了很多人。他还为路边饿死的尸体提供裹尸布，炎夏时节亲自到贫困及病患人家慰问，毫无怨言。他有三个儿子：魏允枚、魏允札、魏允桓，都才情出众，不负忠孝之家的名声。

  我的评论是：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评价一个人，实在困难重重。甲申之难中，有些人立即选择死亡，如范景文（谥号文贞）、倪元璐（谥号文正）等几位先生，他们的名字如日月般光辉，气节如丹青般鲜明，确实堪称楷模。至于那些已决定赴死却因种种原因未能立刻死去，如太史方以智（字密之）、给谏龚鼎孳（字孝升）、中翰吕兆龙（字霖生）、修撰杨士聪（字静山，此处为推测，未能查证）、文选熊文举（号雪堂）、编修陈名夏（字百史）等几位，君子们仍应体谅他们的志向。然而，那些虽然没有马上就自尽但是最后仍然自尽，前后并无差别，忠孝之心同样坚定的人，只有庶吉士魏学濂一人。如果庶吉士魏学濂没有选择死亡，那么他的父亲魏大中的灵魂，或许会骑着箕尾（古人认为忠臣死后灵魂会骑箕尾上升），在霓虹霞光之间飘荡，而魏庶常却无法与其相伴，这种对家族声誉和清流之名的背叛，何其不堪！然而，有些好事者仍以他晚死为借口批评他。

  对此，文学家曹君尔坊评论魏学濂的话说的好，他说：魏学濂联合各地豪杰，意在报效国家，魏学濂隐忍求生，是为了辅助皇室后裔，必须赴死却未能及时赴死，有机会南逃却不南逃，作为臣子处于这种境地，实为艰难。最终魏学濂虽然未能完成像程婴那样挽救赵氏孤儿的壮举，但至少无愧于姜维志在复兴汉室的节操。这些言论深刻而令人痛心。因此，我特意记录此文表彰魏学濂，以此鼓励那些英勇赴死之人，同时也揭示吴地之人喜好肆意诋毁他人的情况，尽管他们口舌如剑、唇舌如枪，全然不顾随之而来的祸端及上天的严惩。

  《忠逆史》记载：魏学濂为忠臣魏大中之子，其兄魏学洢在狱中侍奉父亲，背负父亲遗体出狱，有孝子之名，早年去世。魏学濂最初听到贼军逼近的消息，家中有一老仆曾侍奉魏大中，劝主人尽忠，不要辜负先老爷一生的名节。魏学濂立即遣老仆回家，随后向贼军投降（有人传说魏学濂投降贼军，魏学濂的母亲却说：“我的儿子必定会死于国难，姑且等待。”）

  魏学濂的家乡嘉兴公开声讨他的檄文中写道：假冒官员魏学濂，犹如犁田时疯狂乱闯的牛犊，其行为如同食母的叛逆凶禽，所施展的不过是如同虮虱般微不足道的小伎俩。他借名流之名，企图掌控局势，广泛招揽各种丑恶之徒。当时逆贼李自成攻陷京城，先帝悲痛地以身殉国，阁部大臣如范景文、倪元璐、施邦曜、李邦华等忠臣纷纷自尽，翰林言官如刘理顺、马世奇、周凤翔、汪伟等以家族殉国，忠义可与张巡、许远相比。魏学濂却对六部官员的鲜血视若无睹，反而在贼军中洋洋得意；听到百官的哀嚎，却欣喜若狂。他趋炎附势于山西贼人韩霖之门，趴在伪相牛金星的台阶下吠声连连，与吴尔埙等众议，公然声称贼军一统天下无疑。

  他与陈名夏等接受贼军任命官职，私下窃喜获得优厚提拔。他的奏疏避忌李自成父亲的名字，颂扬贼军为天命所归，手持贼军授予的户正官职名刺，四处拜访同党。他负责各门税收，效忠贼军官署，在贼军伪朝廷中明确君臣之分，与贼臣结为亲密之交。他与周钟、朱积等人为伍，庆幸复社成员能够同心一致，还与陆之祺、宋企郊之流为伍，羡慕他们升官之迅速。他篡改仪制，大肆宣扬贼党的纲领，起草伪诏，公然宣称叛逆之言。他内心惭愧于父亲的官服，却身穿红衣不知羞耻，魂牵梦绕伪朝廷，妄想得到高官厚禄。

  他改名以效仿子骏（西汉刘歆，字子骏，后改名刘秀，王莽篡汉后，被任命为国师），贪图富贵急于攀附王皮（前秦大臣，投降了后秦），罪行深重如同长脚般迅速蔓延，背叛之恶比山还高。王敦与王导（字茂宏）之间，尚且被认为是堂兄弟关系（两人都是东晋重臣，王敦叛乱，王导平叛，两人却关系很好），至于朱浚（朱熹的曾孙，向奸相贾似道阿谀谄媚，但最后不肯投降元军，自杀身亡）追溯到朱熹（字元晦）也只是孙子辈。房遗爱（房玄龄之子，因谋反被处死）是房玄龄（房玄龄，名乔，字玄龄）所生，祖逖（字士雅）竟然遇到祖约（祖逖的弟弟，背叛东晋），感慨姬旦（周文王四子，即周公旦）如果不这样做的话，谁来诛灭姬鲜（周文王三字，即管叔鲜，发动叛乱，被周公旦平叛），石厚（卫国大夫石碏之子，发动叛变）如果不受到处死的刑罚，石碏（石厚的父亲，平定叛乱，处死了石厚）的意图就不能实现。然而，三纲五常的道德伦理尚未泯灭，士、农、工、商、军户、贱籍等六个等级制度依然留存。张得一（宋朝官员）投降了王则（宋朝下级军官，发动叛乱），最后被朝廷诛杀；达奚珣（唐朝官员）投降了湖人安禄山，最后被朝廷腰斩。如今乱臣贼子合为一体，即使将他们投虎喂狼，也无法平息众怒。他们应遭受五牛分尸之刑，最好是十鼠同穴、一网打尽。

  然而，他们或攀附权贵，或结为姻亲，或因畏惧其势力强大而不敢追究，或忧虑其党羽众多而担心他们再次作乱，出于对人情面子的顾惜，甘愿包庇这些狡兔三窟的罪人。中兴之初，法令应严明。吴玠（南朝抗金名将，与吴曦的爷爷吴璘是兄弟关系）保护了巴蜀，他的后人没有因吴曦（叛宋降金，家属受到株连）的连坐而受到处罚，但李陵投降匈奴，司马迁逃脱不了腐刑的处罚（司马迁为李陵投降进行辩解，被汉武帝处以宫刑）。这里先敲响正义之鼓，严肃等待王法裁决。

  称赞他人时可以过度，但诋毁他人不可过分。上面檄文中的文字，年轻人不必细看。然而我将此记录下来，并非看重其尖酸刻薄，而是欣赏写这份檄文的人胸中还是有些文采的。遗憾的是，檄文作者只想炫耀自己的文笔，完全不顾及他人名誉的死活。我相信明智的读者会明白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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