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提吴用哥哥的重用拔擢，他的做事、为人我是一百个放心。

  我黑旋风李逵对我本身并不自信。自被任命为殿前司副殿帅后，论者如云！这个消息在朝野中，还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就好像癞蛤蟆吃到了天鹅肉，天鹅们不同意，觉得天鹅肉骤然降了一个档次；癞蛤蟆们也不服气，觉得癞蛤蟆嘛，长得丑，生来就是喝西北风的，突然有一只吃到了天鹅肉，让其他癞蛤蟆情何以堪；西北风也生气了，你喝我已经好几万年了，突然弃我而去，我的面子哪里放？你让东北风、西南风都怎么看？

  所以，我的任命书不可想象。其实，不瞒您说，连我自己第一次听了，都觉得朝廷的这个决定轻率了，不靠谱！

  想想我李铁牛，一介莽汉，出身牢卒，流落草莽。都说，李逵是个勇猛无比的武将，他的战功赫赫，连好汉们都对他非常钦佩。不过，也有人对我铁牛的任命持怀疑态度，认为我太过冲动，打前阵当炮灰可以，不适合担任这个重要职务。尽管是个副职，但要管日常业务，对铁牛的素质终究是个考验。他们的眼光好像在问我：你行吗？

  铁牛自己也知道这些缺点，所以，在赴任之前，夜里潜入武胜军，找到了承宣使吴用哥哥，请教了一番。吴用哥哥满是担忧，不过还是仔细叮嘱了一番，叫我如此如此。又送给我一些管理、操练、待人之书，叫我好好研读，细细琢磨。

  人非生而知之，乃学而知之也。我回来后，就开始读《孙子兵法》等书籍，不过是温习一下。这些东西，在另一个平行空间，我早就烂熟于心。所以，读了一会儿，就觉得无聊了。于是，把书扔到一边，开始翻阅殿前司的资料，算是提前熟悉业务、熟悉将来的同事们。就像教师上课之前，要备课，既要备教材，又要备学生，才能教得得心应手。

  先熟悉自己的直系上司梁师成。梁师成，字守道，据说是苏东坡私生子，也不确定，但他的“六贼”之一的身份，在民间确定无疑。所以，今后要小心提防。

  少年时代的梁师成非常聪明，有过目不忘之能，书法也特别棒。再加上刻苦用功，时常受到乡亲们的夸奖。但是，梁师成似乎不愿意加入“科举”之列，总想找一个比“进士及第”更好的办法，去谋取富贵。要是三番五次地参考，本来家里就穷困，到时非落个穷死不可。因此，他想走一条捷径，走一条与“科举”异曲同工的捷径。

  有一天，他读到唐朝大宦官高力士的传记，大为感慨，并认为效法高力士，可以快速获取成功。梁师成是个有胆有识的人，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于是，他让人阉了自己，然后进宫当了太监。

  有了高力士这个榜样，这个奋斗目标，一切屈辱与无奈，他都能忍受。进宫后，梁师成在做好卫生工作的同时，坚持练习书法。后来，他的一手出色的小楷字被书艺局总领贾详看上了。于是，贾详把他从保洁员提升到抄写秘书。从此，梁师成的人生发生了质的变化。贾祥死后，梁守道负责管理宫廷的机要文书。

  在任机要秘书的同时，梁师成凭借已有的书法功底，研习赵佶的“瘦金体”书法。俗话说“招招会不如一招绝”，他终于被宋徽宗引为书法知己。随之，他的人生又发生了一次飞跃。政和三年（公元1113年），梁守道终于获得了进士文凭。不久，他晋升为晋州观察使、兴德军留侯。

  有人说，梁师成的进士文凭不是通过考试获得的，而是靠权势谋得的。但是，这种说法不太可靠。原因在于：一则，此人争强好胜，且少年有才，进考场与各地才子们一较高下的可能性大；二则，他考取的是“进士及第”，而不是状元，要是弄权，他完全可以弄个第一名；三则，他的文章可能一般，但他的一手“瘦金体”书法，考官会一眼认出，然后暗中照顾，也是有可能的。

  梁师成虽然被后人指为贪官、奸臣，但他的实际能力还是不可小觑的。由于工作努力，业务熟练，成绩突出，他一直升到检校太傅、太尉，开府仪同三司，位比宰相。梁守道位高权重，又与皇帝赵佶是文友，朝臣们都怕他。宰相王黼尊称他为“恩府先生”，甚至以父子礼对待他。蔡京父子，虽然也是大权在握，但也得谄媚于他。故时人称梁师成为“隐相”。

  虽然被誉为不出面的宰相，但仍免不了被人背后议论他“进士及第”的真假，还瞧不起他的出身：要不是穷困、下贱极了，怎么会当太监呢？听到非议后的他却自豪地说：别看我出身贫寒之家，但我可是苏轼的骨血。为了证明自己所说非虚，梁师成和苏轼的孩子们平辈而论、兄弟相称。不过，苏轼冤案的昭雪，确实是梁师成通过宋徽宗赵佶而操作成功的。他还利用自己的政治优势，通过宋徽宗，解禁了苏轼的诗文。

  他还曾经率领军队征过方腊起义，为宋徽宗立过战功。不过，梁师成也有很多负面评价，他贪污受贿、结党营私、欺压百姓，被人们称为“六贼”之一。

  关于梁师成检校太尉一职。其实，读宋史，您会发现太尉满大街，您会觉得奇怪。其实，太尉在宋代不同时期、不同领域有不同的含义，存在着几种不同的太尉，既可以是官，也可以是非正式的尊称，而太尉的含义发生比较大的变化恰好就有徽宗一份“功劳”。宋徽宗这个人是个爱给大宋换皮肤的文艺青年。他觉得公主、郡主、县主等都不符合古制，因而改成了帝姬、宗姬、族姬；他觉得侍中、中书令、左仆射、右仆射都名不正言不顺，因而改为左辅、右弼、太宰、少宰；他觉得大宋的很多州府的郡名不合理，因而要改赐，很多唐代没有的州没有郡名，因而要新赐；他觉得武选官以唐代开始设置的一堆内诸司使、三班使臣为阶也是名不正言不顺的，因而强迫症一样的向文阶官看齐，改称各种大夫、郎。同样，三师三公的名称他也要折腾一下：政和二年，（蔡）京落致仕，依前太师，三日一至都堂治事。九月，诏：“以太师、太傅、太保，古三公之官，今为三师，古无此称，合依三代为三公，为真相之任。司徒、司空，周六卿之官，太尉，秦主兵之任，皆非三公，并宜罢之。仍考周制，立三孤少师、少傅、少保，亦称三少，为三次相之任。”至是，京始以三公认真相。于是以三孤取代了三公，说句无关的，如果没有徽宗这一哆嗦，南宋岳少保多半就是岳司空了。

  但是，徽宗又觉得太尉这个官毕竟比较有“主兵”的古典意义，不应该废除，因而拿出来作为武臣“阶官”，在节度使之上，改太尉以冠武阶。因此，从政和二年九月改制以后的太尉，就是清一色的丘八，且逐渐泛滥。比如：政和二年十二月，武信军节度使童贯为太尉；政和七年正月，殿前都指挥使高俅为太尉；宣和二年十月，河东节度使梁师成为太尉；宣和四年四月，常德军节度使谭稹为太尉；宣和四年十一月，彰德军节度使郑详为太尉。宣和五年十一月，郭药师为太尉；靖康元年四月，种师道为太尉。而且，宋代三衙管军（殿前副都指挥使、马军副都指挥使、步军副都指挥使、殿前都虞候、马军都虞候、步军都虞候、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龙卫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南宋的三衙主管公事）皆可尊称为“太尉”。比如：宋太祖赵匡胤任殿前都点检时，便被称为“太尉”。后来，北宋边疆实际统兵的部署、总管、钤辖、都监等“兵官”也被人称为“太尉”。

  那么，梁师成的“检校太尉”又是个什么鬼呢？检校，就是审查、核对、核实。南北朝时期，当官差被派到某一个地方去处理事务，就在官职前加“检校”二字，那时不是正式官衔。隋朝时才有“检校”这一正式官衔。唐中前期，加“检校”官职，虽然不是正式拜授，相当于“代理”官职，但有权行使该职权。唐中后期，“检校”一职均为散官或加官，不具有实权，主要表达深受恩宠。宋朝从太师、太尉到国子祭酒、水部员外郎等，都有加“检校”之例，作为“散官”，与正职并存。而散官是古代表示官员等级的称号，是有官名而无实职的官称，没有品级，仅存名号。

  宋初检校官多加给武臣、吏职及蕃官军员，文臣则加于枢密使、宣徽使与节度使。宋神宗元丰年间改制后，仅留存检校于三公与三师（三公：太尉、司徒、司空；三师：太师、太傅、太保）。宋徽宗政和年间，改三公为三少（少保、少傅、少师），文臣累加至检校少师则拜开府仪同三司（三司就是三公：太尉、司空、司徒），武臣累加至检校少师则拜太尉，

  所以，梁师成的检校太尉，也是个虚衔，表示武臣“阶官”，他之前的实职是河东节度使。但是，“河东节度使”自五代以来，  都不是个小官。因为提起五代，对其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他们的开国之主无一例外都是以前朝藩镇的身份“上位”为帝的。这其中，后唐、后晋、后汉连续三朝的开国皇帝李存勖、石敬瑭、刘知远，在登基之前都曾做过“河东节度使”。而后周的开国皇帝郭威，也曾是“河东节度使”的麾下大将。

  那么，为什么河东会盛产开国帝王？河东节度使又有什么特殊的“职位优势”呢？所谓河东地区，是指黄河“几”字形河曲处北向南流向主河道以东、太行山以西地区，包括今天山西省中部、北部大部，及陕西、宁夏、内蒙各一部。此地在唐朝，是李唐皇室的龙兴之地，其中太原城更是唐高祖李渊的起兵之所，被唐朝定为北京，其地位仅次于长安、洛阳。

  这个地方山河环绕、地势险峻：北部有长城天险，可以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侵；南部有泽（今山西晋城）、潞（今山西长治）二州倚黄河为屏障，可抵挡中原王朝军队向北进犯；东有太行山，可限制卢龙、魏博、成德等河北强藩的西征；西有戈壁大漠，可隔断党项、回鹘、阻卜等蕃部的威胁。由此可见，河东地区的地理形势，使其成为典型的易守难攻之地。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便形容河东是“襟带河、汾，翼蔽关、洛，推为雄胜”。不论是谁想要征服这里，都势必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李克用割据河东，虽遭后梁朱温毁灭性打击。但仍可凭借泽、潞防线死死坚持，最终由李存勖转败为胜；强悍如契丹铁骑，也几度在长城的雁门关等地被以逸待劳的河东军打得满地找牙。而且，晋中、晋北地势较高，故而从河东出兵，无论是向东进攻河北藩镇，还是南下进攻中原腹地，都能够“居高临下，势如破竹”，凭借骑兵高速的机动能力，很快就能突破敌军防线，进而兵临城下。更何况从河东出发向东或向南用兵，两个方向上都是大平原，几乎无险可守，这更可令以骑兵为主的河东军队毫不费力地大踏步实施战略机动，牵着敌人鼻子走，牢牢掌握战争主动权。李存勖、石敬瑭、刘知远都是率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扑开封或洛阳，一战便攻取中原都城，从而奠定大业。

  故而自唐朝起，中原政权便在此屯驻重兵戍守。唐朝设河东节度使之职时，便在驻军五万五千，以防备突厥、契丹。而且，河东因为邻近游牧民族聚集区，境内本身也有不少游牧民族，特别是昭武九姓和沙陀族居多，这些部族弓马娴熟、能征善战，所以历任河东节度使都十分注意招揽这些部族中的精锐编入部队，这就使河东能够组建一支强大的骑兵军团。在冷兵器时代，强大的骑兵就是最具威力的战略机动力量，这是河东集团能够在唐末五代呼风唤雨的最为重要的军事资本。

  而为了统御这些骄兵悍将，非有名望、资历、本领最为出色的将帅不能镇守之。所以自后唐开始，河东节度使全部由本朝头号大将出任，石敬瑭、刘知远无一例外都是如此。兵强将也强，猛将配精兵，这在靠武力吃饭、凭军功闯天下的五代乱世中，自然能够成就五代天子三代出河东的特殊现象。翻看整个五代史，我们不难发现，那些名头响亮、在史籍中着墨甚多的杰出人物，源自河东集团者可谓数不胜数。一部《旧五代史》，列传中的文臣武将出身河东集团的占到总数的一半以上。

  随着后来赵匡胤黄袍加身、建立北宋，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宣告终结，但河东节度使一职从此成了历代皇帝和朝臣们关注的热点。

  北宋建立后的第二年，宋太祖赵匡胤便向赵普咨询平息战乱、长治久安之策。鉴于唐朝安史之乱造成的危害，赵普提出了“削藩三大纲领”：“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稍夺其权”，是指逐渐收夺藩镇的行政权；“制其钱谷”，是指收缴藩镇的财富，收夺藩镇的财政权；“收其精兵”，是指收编藩镇的精锐部队，收夺藩镇的兵权。

  藩镇管辖的州府称为“支郡”。唐朝末年，为了镇压黄巢起义，州府长官刺史往往由武人担任，还拥有一州兵权；临时代理官员则称为权知军州事（简称“知州”）。这些州府长官或拥兵自立，或由藩镇节度使控制，早已脱离了朝廷管辖。

  藩镇之所以强大，是因为控制了地方的州政、县政；而要收夺藩镇的行政权，自然就要收夺州、县的行政权。这种在老虎嘴里拔牙的事情，必须等待时机。建隆四年（963）四月，北宋先后灭掉荆南、湖南两个割据政权，两地旧有的藩镇体系也随之解体。宋太祖抓住机会，延续了周世宗的做法，没有再在新吞并的地区任命新的节度使，而是将这里的州县全部直隶朝廷，实际上罢废了支郡。此后，随着北宋逐渐吞并南方诸国，越来越多的州县在行政上直属中央，支郡制度在南方不复存在。在中央与地方实力此消彼长之际，宋太祖又任命高级文官（“朝官”）到北方的藩镇去做知州、州县，逐步架空节度使的行政权力。到了太平兴国二年（977），也就是宋太祖去世、宋太宗赵光义继位后的第二年，节度使支郡制度终于被彻底废除。

  有钱有粮，节度使就不愁养兵。而这正是藩镇割据一方的基础。所以，在夺回行政权的同时，宋太祖又悄无声息地将手伸向了节度使的钱口袋。自唐玄宗天宝年间（742-756）起，中央与地方一直实行财税三分制，也就是将地方征收的财税分成三份，一份上缴中央，称为上供；一份由节度使调用，称为送使；还有一份留给州府自己使用，称为留州。乾德二年（964），在赵普的建议下，宋太祖又下诏，命令各州每年所收田租、商税，除了留在州中用于日常开支外，其余的货币一律送往京师。宋太祖动用了金融手段。开宝三年（970）五月，宋太祖在开封开设便钱务，规定商人可以将现钱交给国库，然后由便钱务发给票据，商人凭票到各州府取款。由于此前宋太祖的两道“乾德诏令”，已经使地方财税全部以留州名义挂在朝廷名下，这就为便钱务提供了法律依据。这样，国库不断吸纳商人的货币，而各州府以留州名义虚报截留的货币却被商人兑换走，地方的货币变相流入朝廷的国库。在专业化的金融手段和其他各项政策的配合下，“制其钱谷”完美收官。而且，便钱务成立时，大规模的节度使迁调、罢免工作已经开始，自顾不暇的节度使再也无力公然反抗朝廷。

  与“制其钱谷”类似，为了“收其精兵”，宋太祖也做了大量的铺垫工作。早在建隆二年（961）五月，太祖便下诏，要求藩镇提升那些骁勇善战的精锐士兵的个人等级。这道诏令获得了广大藩镇的积极响应。因为藩镇登记的精锐士兵越多，就越有理由截留更多的财税，从而就越有财力雇佣更多的士兵，供养更多的军队，然后对抗朝廷。藩镇想得很美，却没想到因此掉进了太祖的陷阱。乾德三年（965）八月，太祖终于公开了自己的真实目的，发布了开国以来第一道收编地方精兵的诏令。收兵令要求藩镇将精锐士兵送至开封，由朝廷的军头司负责拣选，符合标准的就留下补入禁军，不符合的就退回藩镇。由于有了四年前的准备，朝廷早已掌握了藩镇精兵的实际人数，使得藩镇无法瞒报。就这样，宋太祖将骁勇之士选送京城，编入中央禁军，将各地军队中的精英集中到京师。全国的精锐部队被征集到首都开封，藩镇军队走向衰落。逐渐的，地方军队只留下了老弱病残，他们不再出征，只负责铺路、盖房、疏通河道、维护治安之类的工作，被称为“厢军”。作为战斗序列的地方部队实际上已不复存在。

  那么，又该如何保证收回来的权力不再失去呢？还得靠制度。首先是地方行政权。虽然宋太祖用朝官知州、知县取代了节度使，但还是担心知州权力过大，因而又设立了通判。通判地位在知州之下，与知州同理一州之政，俨然是一州的二把手；通判还对知州有监察权，俗称“监州”。二者互相制约，都难以一支独大。宋太宗在罢废支郡制度后，又将全国划分为15个路。历经演变，路级机构逐渐形成主管财政、司法、监察的转运使司，主管司法的提点刑狱司，主管救济、水利、茶盐等的提举常平司，以及主管军事的安抚使司。四个路级机构互不统属，甚至连驻地、辖区都不同，它们互相监察，互相牵制，有效防止了地方割据的死而复生。

  与收夺行政权和财政权相比，收夺地方兵权后，一个更直接的问题浮出水面：地方部队消失了，谁来维护地方治安和边镇安全？既然厢军不行，就只能靠禁军。第一原则是内外相制。太祖将十万禁军驻京，十万禁军外派地方。一旦京师生变，各路兵马就能联合起来，讨伐不臣；而一地一州的禁军，又不足以发动颠覆天下的兵变。第二原则是更戍法。其实用禁军进驻地方的办法，五代时期也用过。刚开始的时候，这些禁军能够对当地藩镇形成威慑。可久而久之，屯驻在地方的禁军反而成了地方部队，与藩镇兵合二为一，反而加强了藩镇势力。宋太祖的一系列集权政策和制度组合拳，彻底解决了这些历史难题。中唐以来的兵祸，以及兵祸引发的政治动乱，至此彻底根除。

  没有实权的节度使，从此失去了往日雄风。然而，宋代的文臣武将，仍然对节度使的虚衔趋之若鹜，这又是为什么呢？节度使也是一种“军衔”。比如宋太祖赵匡胤，在后周做殿前都点检时，曾领归德军节度使。显然，赵匡胤的权柄来自禁军，他也并不去归德军做地方大员，但节度使的身份，却表示他是当时最高级别的武将。宋代节度使失去权力后，身份标识的作用被继承下来，依然是武官最高级别的阶官。任命节度使的程序，与选拔宰相、册封亲王公主相当。正因如此，宋真宗宠信的宦官刘承珪才会在临死前，希望得到节度使的称号；一代名将岳飞，也因为在32岁拜节度使而倍感自豪。

  又扯远了。不是说北宋吗？怎么又扯到南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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