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鄂州城市布局初探

自魏晋以来，鄂州城即是长江流域的重要城镇之一，[宋时鄂州，明清以降皆称武昌，地当今湖北武汉市武昌区老城区一带。]历经发展，至宋代成为长江中游的最大城市，区域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本文试图从城市内部平面布局的角度探讨宋代鄂州城的发展变迁，在对鄂州城市布局进行复原的基础上，分析其所体现出的特点，考察其与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文化心理诸因素的关系，为宋代城市史的研究提供一个实证性的个案。

一、城池规模与城门布局

从三国到宋元，鄂州城的营建经历了两个大的时期，总的趋势是城池规模逐渐增大，自西向东扩展。

第一个时期，“吴孙权赤乌二年修筑旧垒，谓之夏口城。”[（明）薛刚纂修，吴廷举续修：《嘉靖湖广图经志书》（以下简作“湖广图经志书”）卷一《本司志�6�1城池》，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本，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据日本尊经阁文库藏明嘉靖元年刻本影印。]夏口城，“依山傍江，开势明远，凭墉藉阻，高观枕流，对岸则入沔津，故城以夏口为名。”[雍正《湖广通志》卷七七《古迹志�6�1武昌府�6�1江夏县》，雍正十一年刻本。]城池“周围一十二里，高二丈一尺。后又因州治后山增筑左右，为重城，设二门，东曰囗州门，西曰碧澜门。宋、齐、梁、陈皆因之”。[《湖广图经志书》卷一《本司志�6�1城池》。]唐宝历中，牛僧孺“检校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鄂州刺史、武昌军节度、鄂岳蕲黄观察等使。江夏城风土散恶，难立垣墉，每年加板筑，赋菁茆以覆之。吏缘为奸，蠹弊绵岁。僧孺至，计茆苫板筑之费，岁十余万，即赋之以砖，以当苫筑之价。凡五年，墉皆甃葺，蠹弊永除。”[《旧唐书》卷一七二《牛僧孺传》，北京：中华书局校点本1975年版，第4470页。]牛僧孺筑城提高了城墙质量，但城池的规模没有大的变化。

第二个时期是宋朝，鄂州城得到较大规模的扩建。北宋皇祐三年（公元1051年），知州李尧俞增修城池，此后的鄂州城是原夏口城的两倍，“周围二十四里，高二丈一尺，门有三，东曰清远，南曰望泽，西曰平湖。元因之。”[《湖广图经志书》卷一《本司志�6�1城池》。]限于地形，城池扩建向东展开，孙吴时的夏口城变为城内西头的子城。

除了清远、望泽、平湖三门之外，见于宋人记载的鄂州城门还有竹簰门、武昌门、汉阳门。

竹簰门：《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6�1景物》“弥节亭”条：“在竹簰门外，临江。”

武昌门：《溪堂集》卷五《七言绝句》：“武昌门外柳如烟，想见潘侯枕曲眠，欲借一帆春水去，江边皆是楚州船。”《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6�1监司军帅沿革》“湖广总领所……今置司在武昌门内。”

汉阳门：《入蜀记》卷三：“至鄂州……与（章）冠之出汉阳门，游仙洞……”《石屏诗集》卷一《鄂渚张唐卿周嘉仲送别》：“武昌江头人送别，杨柳秋来不敢折。汉阳门外望南楼，昨日不知今日愁。”

以上三门，竹簰门应是西门。鄂州城西面濒临长江，竹簰门既然“临江”，则应是西门。对照明清方志，可知竹簰门确是鄂州西门。《湖广通志》卷一五《城池志�6�1武昌府》“府城”条：“明洪武四年，江夏侯周徳兴增拓修筑，……为门九，东曰大东，曰小东，西曰竹簰，曰汉阳，曰平湖……”

汉阳门也是西门。据陆游记载，他在鄂州与章冠之一道先“登石镜亭，访黄鹤楼故址”，然后“与冠之出汉阳门”。石镜亭在“石城山一隅，正枕大江，其西与汉阳相对，止隔一水，人物草木可数。”[陆游：《入蜀记》第五，《陆游集·渭南文集》（以下简作“渭南文集”）卷四七，中华书局校点本1976年版，第2443页。]前引《石屏诗》亦称“武昌江头人送别，……汉阳门外望南楼”，由此可知，汉阳门在城西大江边，与西面的汉阳隔江相对，距离很近，这种地理位置只可能在鄂州城西。宋代以后，汉阳门屡见于史籍，如元朝曹伯启《曹文贞公诗集》卷九《良月既望忆仲通宰公兼寄君平察推》：“闲登黄鹤旧矶头，万顷烟波起暮愁。想象故人心似我，汉阳门外望南楼。”《湖广通志》卷二五《祀典志�6�1武昌府江夏县》：“江汉神祠，在汉阳门楼，宋淳熙中通判刘靖以江汉宜为望祀，即灵竹寺西为坛祭之，后改祀今所。”《湖广通志》卷一五《城池志�6�1武昌府》：“武昌府城，……明洪武四年，江夏侯周徳兴增拓修筑……为门九，……西曰竹簰，曰汉阳，……嘉靖十四年，都御史顾璘重修，门仍九，……西易竹簰曰囗，曰汉阳，……”直至今日，武汉市武昌区城西仍有汉阳门，是长江边的一个重要渡口。

武昌门，从地理方位上看，应该也在鄂州城西。前引《溪堂集》诗称：“武昌门外柳如烟，……江边皆是楚州船”，说明武昌门是临江的城门。明清人的诗文中有不少吟咏武昌门的句子，如明人张羽《静庵集》卷四《题画赠长兴杜典史浚》：“下若溪头山似戟，武昌门外柳如烟。何如肆射平其去，束带闲畊墓下田。”董纪《西郊笑端集》卷一《次韵沙允恭感怀二首》：“行乐有孤灵运屐，笑谈无复庾公楼。武昌门外多官柳，能有几株今尚留。”清人萧广昭《榴花塔》：“梅山远对武昌门，霜影迷离孝妇村”。[转引自：雍正《湖广通志》卷八八《艺文志》。榴花塔、孝妇村，在明代皆是武昌城附近的地名，《大明一统志》卷五九《湖广布政司�6�1古迹》：“石榴花塔，在郡城西北。宋时有妇事姑至孝，一日杀鸡为馔，姑食鸡而死。姑女诉于官，妇坐罪，无以自明，临刑乃折石榴花一枝，插地而祝曰：妾若毒姑，花即枯悴，若属诬枉，花可复生。其后，花果生。时人谓天彰其寃，遂立塔花侧，以表其事。”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年影印明天顺刻本。]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六《送吴二先辈还汉阳》：“汉南归思绕晴川，湓浦西风送客船。莫上武昌门外望，断肠杨柳似当年。”毛奇龄《西河集》卷一三九《送友之崇阳》：“武昌门外新栽柳，何处相思不断肠。”[以上数条皆转引自雍正《湖广通志》卷八九《艺文志》。]这些诗句，多与登船、送别相关，说明武昌门应是临江的西门。从南宋时湖广总领所的地位，也可大体推知武昌门的方位。“武昌屯兵数万，仰给六路之饷”，[杨万里：《诚斋集》卷一一九《中散大夫广西转运判官赠直秘阁彭公（汉老）行状》，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湖广总领所“总领湖南北、广东西、江西、京西六路财赋，应办鄂州、江陵、襄阳、江州驻札大军四处，及十九州县分屯兵”，[王象之：《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6�1监司军帅沿革》，南京：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道光二十九年惧盈斋本。]巨额的粮草经由江汉水道输入鄂州，中转各地，主管其事的总领所理应设在鄂州城西的大江边上较为方便。

如前所述，宋时鄂州城已有平湖、汉阳、竹簰三门，武昌门是否城西第四门？笔者以为否。一个基本的依据在于明代武昌府城之西门仅为平湖、汉阳、竹簰，三者的相对方位，据《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江夏县图》可见，汉阳门在正西，平湖门在汉阳门以南，竹簰门又在平湖门东南。明代城西三门是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周德兴“增拓修筑”、武昌城扩建为九门后的情形，九门的基本格局一直维持到清朝后期，其间经历了“嘉靖十四年都御史顾璘重修”，“皇清总督祖泽远增修，雍正六年重修”。[雍正《湖广通志》卷一五《城池志�6�1武昌府武昌府城》。同卷所绘乾隆五十九年（公元1794年）《江夏县图》，九门情形清楚可见。]宋代鄂州城的规模不如明清时期，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在城西设置四门。进而一步，将武昌门与黄鹤山、黄鹤楼的关系，对照汉阳门与同山、同楼的关系，不难看到，《舆地纪胜》中的“武昌门”与《入蜀记》中的“汉阳门”基本一致，此二门很可能是一门二名，换言之，明代初年的武昌城西门有三，很可能是沿用的宋代布局。

鄂州城依山傍江，建筑城垣，形成一个不规则的圆形。

城内有子城，由原夏口城而来。《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6�1景物》“夏口城”条：“子城本名夏口城。……张舜民《南迁录》云：鄂城子城，与润州子城、金城、覆舟山城、武昌吴王城，制作皆一体。皆依山附险，周回不过三二里。乃知古人筑城，欲牢不欲广也。”宋时期，鄂州子城的城垣已“缺坏”，[《入蜀记》第五，《陆游集·渭南文集》卷四七，第？？页。]但名称一直保留下来，至明代仍有，《大明一统志》卷五九《湖广布政司�6�1山川》：“黄鹄山，在府城西南，一名黄鹤山，旧因山为城，即今万人敌及子城也。”

二、衙署与楼台亭阁

鄂州城位于长江与汉水交汇之处，“地居形要，控接湘川，边带汉沔”，[乐史撰，王文楚等整理：《太平寰宇记》卷一一二《江南西道十�6�1鄂州》，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本，北京：中华书局校点本2007年版。]“通接雍、梁，实为津要”，[《宋书》卷六六《何尚之传》，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版，第1737页。]“历代常为重镇”。[《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6�1风俗形胜》。]入宋以后，随着统治中心的南迁东移，鄂州的地位进一步上升。南宋时期，由于宋金战争的需要，鄂州更加重要，州城不仅是鄂州与江夏县的治所，也成为路级机构所在。绍兴年间，荆湖北路转运司从北宋时的江陵移治鄂州；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在鄂州设立都统制司；不久又增设湖广总领所。三大机构皆置司于鄂州城内。

鄂州城地形特殊：城西以长江为限，城中山丘连绵。从西面长江边向东延伸，依次有黄鹄山（今名蛇山）、凤凰山、洪山和珞珈山、桂子山、伏虎山、南望山、磨山、喻家山等，形成一条绵延起伏的山脉。黄鹄山，“在府城西南，一名黄鹤山”，[《大明一统志》卷五九《湖广布政司�6�1山川》。（明）杨士奇《东里文集》卷三《武昌十景图诗序�6�1武昌郡》：“起武昌城西，临江有山屹然而高者，为黄鹤山，郡志称黄鹄山”，北京：中华书局校点本1998年版，第39页。]“俗呼蛇山”。[雍正《湖广通志》卷七《山川志�6�1武昌府�6�1江夏县》。]两宋时期，黄鹄山“起东九里，至县西北”，横贯全城，“林间甚美”；[《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6�1景物》“黄鹄山”条。]山之最高处有矶，“上则回眺山川，下则激浪崎岖，是曰黄鹄矶”，[雍正《湖广通志》卷七七《古迹志�6�1武昌府�6�1江夏县》“夏口城”条。]是一处胜景，著名的黄鹤楼就建在矶头。[（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八《江南道三�6�1鄂州江夏》：“鄂州州城，本夏口城，……西临大江，西南角因矶为楼，名黄鹤楼。”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本，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页。]

城中之山黄鹄山具有控扼全城的优势，各级官府衙署环布山麓，集中于山的西麓、东麓与南麓。转运使司“在州之清远门内，即旧江夏县及县丞厅也”；湖广总领所“置司在武昌门内”；都统制司先“置司于州治”，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移司于城东黄鹄山之麓，即冯文简公之旧宅也。”[以上皆出自《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6�1监司军帅沿革》。]基本上都分布在地势高险的子城之内。

路级衙署之外，江夏县与鄂州同治，衙署坐落在州治东南子城的一座角楼——焦度楼下。[《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6�1县沿革》“江夏”条，同书同卷《鄂州�6�1古迹》“焦度楼”条。]

与各级衙署错落交织的是众多的楼台亭阁。

山川形胜历来是官员士夫、文人墨客登临吟咏的最爱，黄鹄山间建有众多的楼台亭阁，子城路府（州）衙署一带尤为集中。

最有名者为黄鹤楼。“在子城西南隅，黄鹄矶山上。”黄鹤楼“因山得名”，“自南朝已著”，最初是用作战守的瞭望楼，后来引出许多相关的神话传说，成为历代文人墨客吟咏抒怀的对象。唐代是黄鹤楼的极盛时期，“观其耸构巍峨，高标巃嵸，上依河汉，下临江流，重檐翼馆，四闼霞敞，坐窥井邑，俯拍云烟，亦荆吴形胜之最也。”[（唐）阎伯里：《黄鹤楼记》。引自：《文苑英华》卷八一○，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66年版。]李白、王维、贾岛、白居易等名家都有佳作传世，崔颢的《黄鹤楼》诗更是千古绝唱。入宋以后，有关黄鹤楼的诗文、碑记仍然不少，并有一幅界画，至今尚存。画面可见，黄鹤楼已成建筑群体，主楼周围有小轩、曲廊、重檐华亭环绕；楼群雄峙在紧连城墙的高地上，俯瞰大江，江面波涛相逐，船桅耸立。[参见：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武汉市志�6�1文物志》“古建筑�6�1亭台楼阁”，第42～43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但南宋以后，黄鹤楼“楼已废，故址亦不复存”。[《入蜀记》第五，？？页。]

宋代鄂州城为数众多的楼阁中，声名最高的是南楼。“南楼，在郡治正南黄鹄山顶，中间尝改为白云阁。元祐间知州方泽重建，复旧名。”[《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6�1景物》。]南楼“制度闳伟，登望尤胜，鄂州楼观为多，而此独得江山之要会。”[《入蜀记》第五，《渭南文集》卷四七，第2443页。]宋代文人在鄂州的登楼咏唱之作更多的是有关南楼而不是黄鹤楼的，其中不乏名人名作，如黄庭坚诗《长句久欲寄远因循至今书呈公悦》、范成大诗《鄂州南楼》。黄庭坚诗称：“江东湖北行画图，鄂州南楼天下无。高明广深势抱合，表里江山来画阁…”[黄庭坚著，刘尚荣校点：《黄庭坚诗集注·山谷诗集注》（以下简作“山谷诗集注”）卷一八《古诗五十首》，中华书局校点本2003年版，第632页。]将南楼的恢宏气势描写得淋漓尽致。范成大的《鄂州南楼》：“谁将玉笛弄中秋，黄鹤飞来识旧游。汉树有情横北渚，蜀江无语抱南楼。烛天灯火三更市，揺月旌旗万里舟。却笑鲈乡垂钓手，武昌鱼好便淹留。”[范成大：《范石湖集·诗集》卷一九，上海古籍出版社校点本1981年版，第274页。]俨然一幅江山市井风俗画。南楼在黄鹤楼之东偏南，二楼之间有涌月堂，涌月楼以北有西爽亭，“下临岩壁，有唐时及庆历间磨崖题字”。[《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6�1景物》。]南楼之西是仙枣亭，传说中仙人为太宗采摘大枣之处。

黄鹤楼的西边有石照亭，一名石镜亭，因“临崖有石，如镜，…每为西日所照则炯然发光”而得名。[《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6�1景物》。]

楼台亭阁多在官衙附近，隶属于官府。例如：

总领所，“有清景堂[《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6�1景物》。清景堂又作“景清堂”，同书同卷：“景清堂，在总领所。”]、正已亭、应轩、憩轩、跨碧、梅阁等处”，有楚观楼[《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6�1景物》：“楚观，在总所，即奇章亭旧址。”同书同卷“奇章亭”条称：“在州治东南一里子城上。”奇章亭在北宋时尚是一处佳景，贺铸《庆湖遗老诗集》卷八《五言绝句》“江夏八咏”之一即咏奇章亭，诗称：“亭揭奇章榜，斯民孰去思，多惭羊叔子，涕泗岘山碑。”？？本。南宋时亭废，《入蜀记》卷三：“与统纾同游头陀寺，……自方丈西北，蹑支径至绝顶，旧有奇章亭，今已废，四顾江山井邑，靡有遗者”，第？？页。]、生春楼[《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6�1景物》：“即上酒库也。”]、清美楼、曲水亭、乔木亭。又有北榭，“在设厅后，因山为之，与南楼对”；烟波亭“在设厅后、北榭西，外瞰长江。”总领所东北的楚望，黄鹄山顶的楚观，“亦隶本所。”[《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6�1景物》“楚望”条：“在总领所东北。又黄鹄山顶有楚观，亦隶本所。”以下有关楼阁的资料，除特别作注的以外，皆出自《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6�1景物》。]

转运司“有副使，判官”，设东、西二衙。东衙有一览亭、跨鹄亭、乖崖亭。[乖崖亭是用来纪念荆湖北路转运使张咏（自号乖崖）的。《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6�1古迹》“乖崖亭”条：“在漕东衙之后。李焘设张忠定公像于其上，有文记之。”]转运司又称漕司，其所在也就称为漕园，据陆游所见，漕园有“依山亭馆十余”，但“不甚葺”。[《入蜀记》第四，《渭南文集》卷四六，第2441页。]东衙有东圃，“旁有细履亭”，“又有四景亭。”转运司西衙，有广永亭，“在西漕衙黄鹄山之绝顶，西近楚观，下视江汉，故取其义云”；有春阴亭，“旧名绿阴”；又有凝香亭和皆被称作“横舟”的西南二亭。

转运副使的衙署，有江汉亭，“因古城作亭榭，俯瞰江汉，景物最嘉。”[《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6�1景物》。]张栻曾为此亭作记。[张栻：《南轩集》卷一八《江汉亭说》，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又有半山亭、静春台。

属都统制司的楼阁，有压云亭、卷雪楼、卷雨楼及会景楼、赏心楼、楚江楼、清风楼等。

楼阁以外，鄂州城内还辟有若干园林，如城北的北园，城东的东圃。北园“在总领所”，东圃“在漕使东衙，旧名老圃，延袤百七十丈”，是一处占地规模较大的园林。[《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6�1景物》。]

城区之外的楼阁，主要有楚楼，“在南草市”；压江亭，在城西南隅的长堤之外、万金堤上。城南望泽门外有南湖，“周二十里，旧名赤栏湖，外与江通”，[《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6�1景物》。]登高下瞰，湖面“荷叶弥望，中为桥，曰广平。其上皆列肆，两旁有水阁极佳，但以卖酒不可往”，[《入蜀记》第五，《渭南文集》卷四七，第2443页。]这些水阁属于兼有游览观光与商业贩卖性质的亭阁。

城外东边另有东湖，“在城东四里，湖上有东园，为近城登览之胜。”[《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6�1景物》。]

三、祠庙寺观与书院、军营

祭祀的最重要内容莫过于祀天地、山川、社稷。鄂州有社稷坛，位于城东偏北处，“始在中军寨”，“其地褊迫洿下，燎瘗无所”，淳熙九年（公元1182年）“度地更置”，“得城东黄鹤山下废营地一区，东西十丈，南北倍差，按政和五礼画为四坛”。[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九《鄂州社稷坛记》，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影印本。]

其它各种祠庙寺观不少。城中有开元寺，“在城南一里”，“本梁邵陵王纶舍宅为寺”，南宋时，开元寺中有唐大历八年（公元773年）所铸铜钟，重达一万三千斤，并有天宝三载（公元744年）所铸铁佛。明清以后，寺名改作铁佛寺。[雍正《湖广通志》卷七八《古迹志�6�1武昌府江夏县》“铁佛寺”条。]城南一里还有灵竹寺，是传说中孝子孟宗哭母泣竹之地，绍兴间建孟孝感庙。[《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6�1古迹》。贺铸《庆湖遗老诗集》卷八《江夏八咏》：“灵竹寺，相传孟宗故居也。”罗愿《鄂州小集》附曹宏斋《鄂州太守存斋罗公愿传》：“淳熙十一年……鄂人绘像灵竹寺，孟宗泣竹处。”《大明一统志》卷五九《湖广布政使司武昌府�6�1祠庙》：“孟孝感庙，在府城东二里，祀吴孝子孟宗，宋绍兴间建，本朝迁武昌卫前。”孟孝感庙或称“孟宗庙”，《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6�1祠庙�6�1江夏》：“孟宗庙，在县东二里，祀囗孝子孟宗也。宋绍兴间建。本朝迁武昌卫堂北。弘治初，知府冒政改建于大东门外白鹤山巅。”]

多数寺庙建在城东门以外，其中最着盛名的两座，一是头陀寺，一是洪山寺。

头陀寺，“在清远门外黄鹄山上，宋大明五年建，自南齐王中作寺碑，遂为古今名刹”[《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6�1景物》。]，吸引了历代文人士子吟咏唱和，如李白《江夏赠韦南陵冰》诗称：“头陀云外多僧气”，[（清）王琦注：《李太白集注》卷一一，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584页。]黄庭坚《头陀寺》诗云：“头陀全盛时，宫殿梯空级，城中望金碧，云外僧濈濈”。[《山谷诗集注》卷一八《古诗五十首》，第632页。]南宋初年，“寺毁于兵火”，[《入蜀记》第四，《渭南文集》卷四六，第2441页。]“人亡经禅尽，屋破龙象泣”。[《山谷诗集注》卷一八《古诗五十首》，第641页。]战争结束后，“汴僧舜广，住持三十年，兴葺略备”，唐开元六年（公元718年）所建著名的南齐王简栖碑，仍置“藏殿后”。[《入蜀记》第四，《渭南文集》卷四六，第2441页。]头陀寺山顶有磨剑池，寺旁有读书堂。[《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6�1古迹》。]

洪山寺，在城外东面的洪山南麓。“洪山，在江夏县东十里，旧名东山，唐大观中改今名。”[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二五八《武昌府》，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本，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洪山寺因而又名“东山寺”。该寺由“唐宝历中善信禅师开山，宋制置使孟珙、都统张顺重修。”[雍正《湖广通志》卷七八《古迹志�6�1武昌府�6�1江夏县》“宝通寺”条。]岳飞曾长期驻兵鄂州，传说洪山寺的第一株松树便是岳飞亲手植下的，故得名“岳松”。洪山寺后来屡毁屡建，今日仍存，名“宝通禅寺”。

与洪山寺南北对峙的，有兴福寺，“隋文帝建，咸淳六年，僧人净聚重修”。[《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6�1寺庙�6�1江夏》。]

崇佛、道之外，宋代鄂州民间建有不少具有地方特色的寺庙。

如，祭祀各种与民间生活相关的神灵。宁湖寺，在平湖门内，传说“湖有水怪，唐广德中建寺镇之”。[雍正《湖广通志》卷七八《古迹志�6�1武昌府�6�1江夏县》。]广惠庙，“在竹簰门外护城矶上，旧名顺济龙王庙，宋淳熙间祷雨灵应，扁今额。”[《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6�1祠庙�6�1江夏》。]宋大宪庙，在城东七里，祀“火精”宋无忌，“以禳火灾”，唐牛僧儒立庙时“本为大夫”庙，五代“避杨行密父讳，改作大宪”。[《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6�1古迹》。]后有毁坏，“宋绍兴中知州王信复立，俗云火星堂。”[《大明一统志》卷五九《湖广布政使司武昌府�6�1祠庙》。]

最常见的是祭祀水神（江神）。除常见的龙王庙以外，有横江鲁肃庙，在城西南二里，因“肃尝为横江将军，故庙以为名”；[《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6�1古迹》。]三圣公庙（简称“三公庙”，又名“普应庙”[《大明一统志》卷五九《湖广布政使司武昌府�6�1祠庙》：“普应庙，在府城东五里，旧云三公庙，自唐有之，宋始赐今额。”]），在城东五里，“鄂人中秋日阖郡迎神”，十分虔诚，所迎三神之一即为伏波；[《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6�1古迹》：“三圣公庙，在城东五里，鄂人中秋日阖郡迎神，庄绰辨疑，则以为萧丹、赤山神、葛元也。郭祥正诗云：‘三神鼎峙名何谓，子胥范蠡马伏波。’是祥正指伏波为马伏波，而庄绰谓葛仙，亦拜伏波将军故也。绰以为按唐祠记，而祥正亦必有据。当考。”]江汉神祠，始建于宋淳熙年间（公元1265~1274年），“通判刘靖以江汉在境内，宜为望祀，乃为坎以祭之”，[《大明一统志》卷五九《湖广布政使司武昌府�6�1祠庙》。《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6�1祠庙�6�1江夏》“江汉神祠”条略同。]初在灵竹寺西，后改祀汉阳门楼上。[雍正《湖广通志》卷二五《祀典志�6�1武昌府江夏县》。]

另一些祠庙奉祀与当地有关的人物。陆大宪庙，在城西南三里，祀汉陆贾；[《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6�1古迹》。《大明一统志》卷五九《湖广布政使司武昌府�6�1祠庙》：“按《汉史》，贾非道死，或因楚产，郡人为立庙尔。”]武安王庙，在头陀寺，祀关羽；[《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6�1古迹》。]卓刀泉关羽庙，亦祀关羽，在江夏东十里，“世传关羽尝卓刀于此”，遂立庙于泉上。[《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6�1景物》。]忠义祠，“在府治，北宋建炎间，金骑渡江，郡守李宜婴城固守，民赖以安。后为贼所虏，遁投僧寺，僧疑而杀之，百姓伤感，为建祠祀焉。太守马去疾以闻，赐额忠义。”[《大明一统志》卷五九《湖广布政使司武昌府�6�1祠庙》。]鄂州城西南有鹦鹉洲，传说中黄祖在此杀害祢衡，洲上遂有弥衡墓、黄祖墓，[《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6�1古迹》。]后来成为鹦鹉寺。鹦鹉寺南又有岩头寺，系“唐全太岁禅师驻锡处”，[雍正《湖广通志》卷七八《古迹志�6�1寺观�6�1武昌府江夏县》]陆游乘舟经行此地时，曾远望鹦鹉洲“有茂林神祠”，[《入蜀记》第五，《渭南文集》卷四七，第2444页。]很可能就是这些祠庙。另外，城东北七里有大圣奄，应该也是祭祀某类人物的。[《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6�1景物》“八迭院”条。]

最值得重视的是南宋前期鄂州民间建造的岳飞庙。初名忠烈庙，《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6�1古迹》：“忠烈庙，在旌忠坊，州民乾道六年请于朝，岳飞保护上游，有功于国，请立庙，诏赐今额。”后称“忠孝祠”或“岳武穆祠”，地址也从旌忠坊迁移到小东门外将台驿旧址。《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6�1祠庙�6�1江夏》：“岳武穆祠，在县东十里，即将台驿故址。旧名忠烈庙，在旌忠坊。宋岳飞保护上游有功，乾道中建庙于鄂，赐今额。嘉定中，又追封鄂王”。明弘治年间（公元1488～1505年），“巡按御史王恩以岳武穆王司庙祀之扁为忠孝祠，知府陈晦立石”。[《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6�1祠庙�6�1江夏》。]“正德十四年，都御史吴廷举奏迁驿于小东门外，布政周季凤、知府沈栋即驿址建为今祠。”旌忠坊的具体位置不详，明正德“武穆另祀”后，“其祠仍旧”，[《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6�1祠庙�6�1江夏》。]约在今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司门口一带，这里至今还有鄂王府的遗址可考。

明清时迁至东门外的岳王庙旁边植有松柏，称“岳柏”。出于对英雄的崇敬，民间生发出一些有关岳柏的神话。《湖广通志》卷七七《古迹志�6�1寺观�6�1武昌府江夏县》：“岳柏，在大东门外鄂王庙墀左，围可三尺，枝干疏老不繁，人号为独柏。每值辰戌丑未年，楚士有掇巍科者，柏预吐一奇枝。”

寺观庙宇多讲求清净、优雅，因而正是读书的好地方，有的书院和寺院其实就是一体的。如，头陀寺有读书堂。[《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6�1古迹》。]洪山东岩寺，“唐大观中建，又额曰正心书院，鄂国公尉迟读书处”，这里环境幽静，景色宜人，“山后石刻有‘几处稻梁喧鸟雀，数声钟磬起渔樵’句”。[雍正《湖广通志》卷七八《古迹志�6�1武昌府江夏县》。]南宋庆元年间（公元1195～1200年），“河阳赵淳清老架阁其上，榜曰东岩书院。”[《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6�1寺庙》。]

城中的黄鹄山丘陵起伏，林深叶茂，是立书院、建学校之佳处。黄鹄山东麓有东山书院；[《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6�1学校》“东山书院”条。]山中有学宫；直至南宋末年，仍有文士张君寿与诸生“植屋数间于黄鹄山中学宫之后”，聚众读书，因地当“东面日出，君寿于是榜之曰‘朝阳书堂’”。[刘辰翁：《须溪集》卷二《朝阳书堂记》，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鄂州州学，“在府治南半里，宋康定中知州王素徙郡城西”，[《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6�1学校》。]立于黄鹄山前。仁宗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开展全国规模的兴学/运动，鄂州也“大增学舍”，[《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6�1学校》。]形成一个占地“甚广”的州学，内有“聪明池”等设施。[《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6�1景物》“聪明池”。]由于战争的影响，鄂州州学几度兴废。两宋之交时曾被“夺为营垒”，好在为时不久，“绍兴中，都帅田师中以教官朱棫之请，撤营修学。即而，教授商飞卿请于州重建。”[《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6�1学校》。]重建后的州学比较规整，先后修建了稽古阁、四贤堂等。修建稽古阁的工程由鄂州州学教授许中应主持，许氏“既新其学之大门，而因建阁于其上，椟藏绍兴石经、两朝宸翰，以为宝镇，又取板本九经、诸史，百氏之书，列置其旁”，这项工程“始于绍熙辛亥之冬，而讫于明年之夏，其费亡虑三百万”，得到就学诸生与当地官员的积极支持。[《晦庵先生朱文公集》卷八○《鄂州州学稽古阁记》。]四贤堂，“宋嘉定中教授石继谕建，以祀周、程、朱子”，[《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6�1宫室》。]黄榦为之作《鄂州州学四贤堂记》。[黄榦：《勉斋集》卷二○，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南宋末年，鄂州州学再次遭受“兵燹”，至元朝“延佑中重建。”[《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6�1学校》。]

江夏县学，宋朝初年附属于鄂州州学，但在州学中“别为一斋，名务本”，南宋绍兴以后，务本斋也一并“悉附州学”。元朝沿用这种体制，至明朝洪武年间（公元1368~1398年）独立建学。[《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6�1学校》。]

军营与州县儒学本可谓“风马牛不相及”，但在边事多兴的宋朝，二者之间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前述鄂州州学曾“废为营垒”，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南宋时，鄂州是宋朝抗金的重镇，屯驻大批军队，营寨占地甚广，仅城东黄鹤山下一区，便达“东西十丈，南北倍差”。[《晦庵先生朱文公集》卷七九《鄂州社稷坛记》。]在城东北七里，有游奕军寨。[《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6�1景物》“八叠院”条。]北宋时，鄂州东北有一名为白杨夹口的江边港口，南宋时成为一个具有浓厚军事色彩的集镇，当地“居民及泊舟甚多，然大抵皆军人也。”[《入蜀记》第四，《渭南文集》卷四六，第2440页。]这种情形与鄂州城驻有大量军队正可互相应证。

四、民居、街市、港口及其它

由于地形的限制和历史上沿袭下来的格局，鄂州城的西头主要是各级官署；沿着黄鹄山、自西向东展开的一线，除了官署，主要有学校、寺庙等文化、宗教类建筑；民居、街市等主要分布在城东、城北和城南的一些较为低平的地区；由于人口增长，老城区难以容纳，民居与街市向城区以外东、南两个方向扩展的态势表现得较为突出；城西的沿江一带也成为交通、贸易繁盛，船只、人口密集的地区。

有关宋代鄂州民居的资料有限，迄今可知的是城内有旌忠坊、太平坊，[旌忠坊已如前述，太平坊见郑獬《郧溪集》卷二二《朱夫人墓志铭》：“夫人朱氏，……皇祐辛卯二月，以病卒于鄂州太平坊里第。”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具体方位不详。随着坊市制的瓦解，这些坊名只是普通的地名，明清以后，更常见的名称是“里”、“巷”。

南宋时，鄂州号称“今之巨镇”，[叶适：《叶适集·水心文集》卷九《汉阳军新修学记》，北京：中华书局校点本1983年版，第141页。]城内商业繁盛，出现了富商大贾，乾道年间（公元1165~1173年）“鄂州富商武邦宁，启大肆，货缣帛，交易豪盛，为一郡之甲。”[洪迈：《夷坚志》支庚卷五“武女异疾”条，中华书局校点本1981年版，第1174页。]开设了热闹的夜市，号称“烛天灯火三更市，摇月旌旗万里舟”。[范成大：《范石湖集·诗集》卷一九《鄂州南楼》，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校点本1981年版，第274页。]四方商贾云集，市容相当繁荣，“民居市肆，数里不绝，其间复有巷陌，往来憧憧如织”。[《入蜀记》第五，《渭南文集》卷四七，第2444页。]鄂州城中人口众多，到宁宗嘉定以前即达到了十万户。姜夔诗称“武昌十万家”，[姜夔：《白石道人诗集》卷上《春日书怀四首》，？？本。]戴复古诗说鄂州“江渚麟差十万家”，[戴复古：《石屏诗集》卷一《鄂州南楼》，清嘉庆道光间临海宋氏刊本。]虽非确指，但与实际情况相近。汉阳知军黄榦也说“鄂州人口繁伙，为汉阳三十余倍”，即约十万家。[《勉斋集》卷三○《申京湖制置司辨汉阳军籴米事》。]光宗绍熙三年（公元1192年）“十二月甲辰，鄂州火，至于乙巳，燔民居八百家，市井楼帘无存者。”[（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九八《物异考四�6�1火灾》，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版。]人口众多，建筑密集，以至空地难寻，近城之处甚至找不到安葬死者的地方。《夷坚志》乙集卷九“鄂州遗骸”条称：“鄂州地狭而人众，故少葬埋之所，近城隙地，积骸重叠，多舆棺置其上，负土他处以掩之。贫无力者，或稍经时月，濒于暴露，过者悯恻焉。乾道八年，有以其事言于诸司，于是相率捐库钱付胜缘寺僧，治具焚瘗。先揭榜衢路，许血肉自陈，为启圹甃甓，举而藏之，具书姓字于外。如无主名者，则为归依佛宝，一切火化，投余骨于江。其数不可胜计。”

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民居与街市不断地向城外扩展。

城南望泽门外的“长街”，成为一个重要的居民区。《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6�1景物》：“南湖，在望泽门外，周二十里，…外与江通。长堤为限，长街贯其中，四旁居民蚁附。”

长堤与长街相伴，或者长堤即是长街，这种情形，在沿江城市并不罕见。鄂州城面临大江，经常受到江水泛滥的威胁，修筑江堤是最主要的防灾措施。北宋后期，在鄂州城西的平湖门外，修筑了一道拦江长堤，明清以后的多种志书中，屡次提到过这道江堤。《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二《武昌府�6�1山川�6�1江夏》“长堤”条：“在平湖门内。《旧志》云，政和年间，江水泛溢，漂损城垣，知州陈邦光、县令李基筑堤以障水患，至今赖之。”[《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七三《水利�6�1武昌府�6�1江夏县》，雍正《湖广通志》卷二○《水利志�6�1武昌府�6�1江夏县》“花堤”条，《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六《湖广二�6�1武昌府�6�1江夏县》，《古今图书集成�6�1方舆汇编�6�1职方典》卷一一一八《武昌府部�6�1关梁考》“花堤”条，民国《湖北通志》卷三九《建置志十五�6�1堤防一》“各县古堤”，《续行水金鉴》卷一五三《江水�6�1章牍二》，《续行水金鉴》卷一五五《江水�6�1工程一》等，有关文字略同。]长堤又名“花堤”，今天的武汉市武昌区尚有花堤街，位于长江大桥武昌桥头南，上起紫阳路，下至彭刘杨路，街名即因地当花堤故址而得。花堤街可以说是今天的武昌现存的最古老街道之一，至今仍是店铺与民居密集的街道。

南宋时，在鄂州城西南，长堤之外加筑了一道外堤，名曰“万金堤”。[关于该堤的修筑时间有两种不同说法，一说在高宗绍兴（公元1131～1161年）间，如《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六《湖广二�6�1武昌府�6�1江夏县》“鹦鹉洲”条，引《旧志》云：“城西南平湖门内有长堤，外有万金堤，宋政和、绍兴间所筑也，至今赖之。”贺次君、施和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七三《水利�6�1江夏县》称：“堤三：……万金，在县西南长堤之，宋绍兴中大军筑之，建压江亭。”清道光十一年敷文阁聚珍版重刊本。一说认为是光宗绍熙年间（公元1190～1194年）的事，如《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6�1景物》“万金堤”条称：“在城西南隅，长堤之外，绍熙间役大军筑之，仍建压江亭其上。”《大明一统志》卷五九《武昌府�6�1山川》“万金堤”条亦采此说。绍兴与绍熙相隔数十年，二说哪一种较为正确？从《舆地纪胜》和《大明一统志》记载宋朝史实比《读史方舆纪要》、《天下郡国利病书》诸书较为原始，也往往较为准确来看，似应以绍熙说为是。]该堤在明代仍继续发挥作用，《方舆纪要》卷七六《湖广二�6�1武昌府�6�1江夏县》“鹦鹉洲”条称：“城西南平湖门内有长堤，外有万金堤，……至今赖之。”

沿江沿湖的堤防，交通方便、地势高爽，随着堤防的增高、加宽以及质量的提高，堤防不仅成为交通要道，甚至是民居所在，沿线聚居了为数众多的普通民众。淳熙十二年（公元1185年）十月，鄂州城火灾，加上“江风暴作”，结果是“燔民居万余家”，那些“结庐于堤、泊舰于岸者，焚溺无遗。”[《文献通考》卷二九八《物异考四�6�1火灾》。]

“泊舰于岸”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流动型民居，居民多以水产捕捞为业，以舟船为居所，常年漂泊在江河湖面。鄂州沿江这样的民居不在少数，汉阳知军黄榦就说过，“军城内外户口不下三千人家，又有船居四百只”。[《勉斋集》卷三○《申京湖制置司辨汉阳军籴米事》。]

鄂州城外江面宽阔，港口繁忙，既供商船来往停泊，也供战船出江演练。陆游初至鄂州时，泊舟于江边税务亭，只见“贾船客舫，不可胜计，御尾不绝者数里，自京口以西皆不及。”[《入蜀记》第五，《渭南文集》卷四七，第2441页。]数日后，他在江边“观大军敎习水战，大舰七百艘，皆长二三十丈，上设城壁楼橹，旗帜精明，金鼓鞺鞳，破巨浪，往来捷如飞翔，观者数万人，实天下之壮观也。”[《入蜀记》卷三，？？页。]

城南三里有南浦，“其源出京首山，西入江，春冬涸歇，秋夏泛涨，商旅往来，皆于浦停泊，以其在郭之南，故曰南浦”，[《太平寰宇记》卷一一二《江南西道十�6�1鄂州》“南浦”条。]南宋时“谓之新开港”。[《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6�1景物》。]

在城西、城南方向与外界交通频繁的地方，有迎来送往的馆舍。城西竹簰门外临江处有弥节亭，“又有皇华馆，在州治东南”，“又南津馆，在望泽门外；迎仙馆，在城南”；“匹练亭，在城东南五里何家洲”，“以上皆舍也”。[《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6�1景物》。]

五、南草市的繁荣

宋代鄂州城的布局上最值得注意的变化，是商业区与相应的居民区发生了空间转移，从城区以内转移到城外的南草市。

南草市在城南望泽门外，经广平桥与望泽门相连，[《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6�1景物》“广平桥”条。]地当今武汉市武昌区西南鲇鱼套一带，东南通汤孙湖、清宁湖、纸房湖，水盛时，由三眼桥、孟家河、东湖坝通梁子湖，达樊口，水上交通十分方便。

最能说明南宋前期南草市之繁荣的典型资料有二种，一是陆游的《入蜀记》，二是范成大的《吴船录》，孝宗时陆、范二人先后经过鄂州时分别在城中停留一周左右，对南草市的繁荣有生动的描述。《入蜀记》卷四：鄂州“市邑雄富，列肆繁错，城外南市亦数里，虽钱塘、建康不能过，隐然一大都会也。”《吴船录》卷下：“至鄂渚，泊鹦鹉洲前南市堤下。南市在城外，沿江数万家，廛閈甚盛，列肆如栉，酒垆楼栏尤壮丽，外郡未见其比。盖川、广、荆、襄、淮、浙贸迁之会，货物之至者，无不售，且不问多少，一日可尽。其盛壮如此。”同书同卷：“集南楼，……下临南市，邑屋鳞差”。《夷坚志》的记载也值得注意。《志补》卷二五“李二婆”条称：淳熙十二年（公元1185年），“市中大火，自北而南凡五里，延烧屋庐数千间，虽楼居土库亦不免”。

根据以上文字及前述有关记载，可以对南宋前、中期的鄂州南草市作如下的复原：

（1）南草市位于鄂州城南门外的鹦鹉洲前，上方是南楼，市街沿长堤向西偏南伸展，延袤达数里之长，南北向的跨度至少五里以上。（2）南草市是重要的商贸港口，河运发达，商舶云集。（3）南市民居稠密，人口密度很大，居民以经商贸易者为主。（4）南草市与鄂州城合起来构成一个大规模的城市，成为长江流域广大地区的交通与商业中心。

南市商业兴盛，人口密集，又因中转商贸繁荣，露天堆积大量竹木类货物，易发火灾。淳熙四年（公元1177年）“十一月辛酉，鄂州南市火，暴风通夕，燔民舍千余家”；嘉泰四年（公元1204年）“八月壬辰，鄂州外南市火，燔五百余家。”[《文献通考》卷二九八《物异考四�6�1火灾》。]在另一场大火中，南市“焚万室，客舟皆烬，溺死千计”。[周必大：《周益国文忠公集》卷六三《中大夫秘阁修撰赐紫金鱼袋赵君善俊神道碑》，道光二十八年瀛塘别墅欧阳棨刊本。]南市聚居人口之多，由此可见一斑。而且，接连几场大火引起了官府的警惕，知鄂州赵善俊“驰往视事，辟官舍，出仓粟，以待无所于归之人，弛竹木税，开古沟，创火巷，以绝后患。”[《周益国文忠公集》卷六三《中大夫秘阁修撰赐紫金鱼袋赵君善俊神道碑》。《宋史》卷二四七《赵善俊传》略同，北京：中华书局校点本1985年版。]这里的火巷由此开通并得名。

商业之外，其它各行各业、娱乐消遣以及城市病态行业也都兴盛。屠者朱四、鄂渚王媪等都在南草市经商营业，其中王氏是“三世以卖饭为业”。[《夷坚志》甲集卷八，？？页。]鄂州都统司医官滑世昌，大约是因为医术较高，又敢于收受，因而“居于南草市，家赀积万。”[雍正《湖广通志》卷一二○《杂纪》。]南草市建有楚楼等休闲观光的场所。[《舆地纪胜》卷六六《鄂州�6�1景物》“楚楼”条。]不仅“酒垆楼栏尤壮丽”，[范成大：《吴船录》卷下，《范成大笔记六种》，北京：中华书局校点本2002年版，第226页。]娼妓空间也与集市为伍，占有一定的位置和份量。刘过诗称：“黄鹤山前雨乍过，城南草市乐如何。千金估客倡楼醉，一笛牧童牛背歌。”[刘过撰，杨明点校：《龙洲集》卷四《七言律�6�1喜雨呈吴按察》之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校点本1978年版，第27页。]甚至有“赃败失官人王训”，“居于鄂州南草市，卖私酒起家，妻女婢妾皆娼妓，……鄂州人呼训家为淫窟，又呼为关节塌坊。”[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三六《炎兴下帙》一百三十六，绍兴三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36页。]

总地来看，与中国其它城市一样，宋代鄂州城的平面布局蕴涵着自然、社会与人文等多重意义，它的形成与演变，受地理环境、政治制度、文化观念、经济发展、时局变化等因素的影响，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江汉交汇、倚山面江的独特地貌是鄂州城市布局的环境基础；以行政权力为中心，突出官衙的地位，重视秩序、形胜、阴阳等复杂的制度、思想与理念，对城市布局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两宋的政治、军事局势和经济的发展，则为鄂州城市的布局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原载韩国《中国史研究》第40辑，2006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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