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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九章 挥毫泼墨


  作为帝国巨头四大天王之一,房乔的影响力,不是一般官僚可以短时间内比肩的。即便是有地方世族的支持,顶天也就是温彦博这个层级,说到底,候补天王的意思,就还不是天王。

  典型的一点,天下诸道各州刺史、长史,其财政权、人事权的权力,做官做到死,也不可能像房乔这样挥洒自如。

  房玄龄说要总督府置省内“钱库司”,那省内有司就成立了,一干要员从长安、洛阳、武汉或借或调,横竖不超过一个月,就搭起了架子。环彭蠡湖的“调研”忙归忙,也死了人,但摸底的前期工作房玄龄要说做,就没人说这不行那不行来推诿。

  谁推诿就查谁,房乔做“黜置大使”的时候,这帮地方土鳖连开元通宝都还没见过呢。

  省内总督府新旧空缺放在那里,房乔的底气也是相当足的。“钱库司”作为江西省财政厅,对整个江西是“一揽子”统筹,当然了,因为江汉观察使府的存在,就刨除了武汉。

  钱怎么来?

  房玄龄也不含糊,作为尚书左仆射,连“跑部钱进”都不会,他还混个屁?再说了,也不需要他去跑。

  他房玄龄这张脸往弘文阁一放,难道就不值个百几十万贯?

  弘文阁“闻弦知雅意”,也没有废话,上禀辽东,皇帝行在就传来消息:江西草创,税赋自当酌情减免。

  收到皇帝传回来的消息,弘文阁一干老秘书就琢磨了:这他妈啥意思?

  好在魏王殿下身边不都是废物,几经揣测,心想大概是皇帝老子允许房相可以多截留点江西的税赋?

  贞观朝的税赋变化还是比较大的,分水岭就是“伊予铜山”正式出口铜锭进入中国,基本上解决了京洛、淮扬、苏杭的“钱荒”。于是这些地区缴纳税赋,也逐渐从实物税变成了折算银钱。

  当然对李董来说,苏杭这地界并没有执行严厉,因为暂时不属于他的基本盘。中原地区,李董是非常强硬地推动“货币化”。银钱在手多方便啊,粮食仅仅是为了维持常平仓,诸道往往在籴粜之间,贴个两三文钱一斗总是要的。

  若非要“维稳”,鬼才愿意贴钱进去。

  就为这个,还要坚决打击“豪强”,防止“发国难财”的大户们煽动民变,可以说是相当的得罪人。

  除了李董的核心地区,不仅仅是房玄龄所在的江西,基本上其余地方,李董都是愿意放一放手,一般都是“因循旧例”,这个旧例,往往都是隋朝时期的故事。

  这也是为什么武德朝的律令,基本就是隋朝的改了个名字。

  连户籍统计,整个武德朝都没有做过,关中都没有统计,更不要说全国。当然这跟当时天下新定,山东世族把持中原,有很大的关系,但执行力上不得不说,颇有划水胡混的嫌疑。

  于是房玄龄要弄点钱在总督府机动,李皇帝是允许的,横竖这年头也不可能是房玄龄来起头造反,再一个,总督府也不涉及到军事。

  更何况就这年头江西的道路,就算有人造反,能不能一个月内出一州之地,还特么两说呢。

  房玄龄就算要造反,也得等他“钱库司”把钱存起来修了路之后,再去多说。

  所以房玄龄在江西的“钱库司”一个进项,就确定了下来,只是到底要截留多少,还有待商榷。

  实际上房玄龄在现钱上,并没有指望税赋,江西是从整个江南道拆分出来的,没有整饬河道、沼泽、山地之前,就是典型的穷横。饶是“豫章郡”这样的鱼米之乡,一到发大水,那当真是到处都是鱼在稻田里吃米,全他妈给淹了。

  按照有司统计来看,河堤、湖堤、江堤总里程少说要五六千里才能保证不出大的水患。就这,还得从武汉借调测绘狗,否则还得走弯路,两条腿走能走到什么时候去?

  但实物税在这时候的江西,还是相当有用的,“民以食为天”,吃是头等大事,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都要吃饭。

  豫章师范学院筹办,要紧的地方也是吃,教员、学生的吃管好了,就算是成了一半的事情。剩下的,发扬一下精神,号召一下动力,咬咬牙对付个三五月,不成问题。

  真正的现钱来源,有两个,一是问江西地方的土豪“借”,这个“借”倒也不是厚颜无耻的抢劫,而是凭借总督府的权威,在“豫章郡”设立新市,这些个市镇,都是和武汉对接的,一应资源,都可以让武汉承销。

  二是总督府问武汉“借”,这个就是之前修桥铺路修堤开渠的路数,拿“过路费”充抵工程费用之后。各运河、关卡处的津口、市镇地皮,直接卖给武汉人。当然江西老表也可以买,只要肯掏钱,谁还管钱是谁的?

  赣水是直通彭蠡湖也就是后世鄱阳湖的,隔湖相望,都昌县所设船务学堂也不是没人知道,所以江西总督府“卖地”的那些地到底好不好,有点见识的都琢磨着筹钱做个二道贩子。

  而且因为总督府统筹,什么地方能卖,什么地方不能卖,基本就是房玄龄说了算,别人想要卖给武汉人,武汉也没谁有那个胆子跑来拆台。

  有心找淮扬、苏杭的,人都不愿意来江西,他们何来把握千里迢迢买地还能攥住了发家致富?

  兜兜转还是要找总督府求房玄龄“指点迷津”,连狗都知道,武汉那边只认房玄龄,其余本地老表,一干不认。

  因为武汉的鼎力支持,房玄龄在江西镇压坐地户可谓“大杀特杀”“几无一合对手”,贞观十九年秋冬交际的光景,总督府的威权算是彻底建立,总督府说要疏浚余水入湖段河道,余干县全体上下表示全力支持,争取大干五百天,增加稻田四十万亩。

  总督府说要修一条南昌到建昌的弛道,两地百姓交口称赞,表示“要想富,先修路”“响应总督号召,发扬劳动热情”。

  至于像丰城县这种总督府还没有说什么,就主动开始邀请工程队进驻勘察的地方,一时为“江西楷模,赣水表率”,总督府为此特别表示,豫章师范学院可以多给丰城县几个招生名额。

  跟房玄龄家二公子“交情莫逆”的宣州一把手颜籀颜老汉,在看到房玄龄半年不到就把江西各地刺头梳理的服服帖帖,也是叹为观止,不得不承认,能混成四大天王的猛人,从来没有浪得虚名的。

  而房玄龄一手拿着钱袋子,一手拿着官帽子,也不是说就万事大吉。对于来年的官员考绩,总督府针对环彭蠡湖,评定标准就一个:里程。

  江堤、湖堤、河堤、沟渠、运河……

  验收里程达标,官帽子不缺,钱袋子敞开。而这个考绩标准,也不是随便就定下来的,农耕时代的水利设施优劣,直接就决定了粮食产量大部分行情。

  有没有都江堰,有没有郑国渠,有没有刊沟,对这些水利工程所在地而言,就是天壤之别。

  想要从“泽陂遍布”进化成“鱼米之乡”,给工业时代的化肥无上限供应,除了造成水污染,没有任何意义。

  但水利工程水利设施的完善,却能够让粮食增产翻一番翻两番,按照总督府长久以来的勘察,倘若环彭蠡湖“治水”“治山”妥帖,田亩增加的数量,再养活个五六百万人毫无压力。

  在这样的数据支撑下,房玄龄如何不心动?

  千几百年后,人们提到彭蠡湖或者鄱阳湖成为“鱼米之乡”的首功,怕不是早就在彭蠡湖给房玄龄立个石像,让后世子孙前来祭拜。

  至于名声之外,仅仅是二三年之后的收益,一亩地哪怕就算一石,一百万亩就是一百万石,而这里,又何止是一百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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