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祖功臣和成祖功臣的确立，在京城引发热议。

    其中受到关注最多的，就是皇帝把李善长、三杨等文臣，加入功臣之列。

    这让文人士子津津乐道，对当今皇帝大加称赞——

    相比以前只有刘伯温那个独苗来说，当今皇帝太大方了，一下子就增加了十位文臣，让他们的后裔能够承袭伯爵爵位。

    这让文人如何不心潮澎湃，觉得封爵拜相的机会，已经近在眼前。

    再想到紫阁功臣之中，有一半是文臣，职位有高有低，有大学士也有督抚。

    一众文官的建功立业之心，完全被激发了出来，想要给后人挣个爵位。

    大学士韩爌，就是其中之一。

    他本来就有去海外开辟封地，把一些亲友安排过去的想法。

    如今见到皇帝不断封赏功臣、引导他们去开藩后，下决心上了一本奏疏，请求把年前皇帝赐与的世职，转变为海外爵位。

    这让朱由检看到后，内心极为欣喜。

    海外开藩一直是他在推动的事情，为的不止是开疆拓土，还有把大明即将爆炸的压力、释放去海外的用意。

    这个策略如果能成功，大明就能成功渡过危机，依靠开疆移民，继续维持百年。

    韩爌主动响应，让他知道这位大学士支持自己的策略，也彻底放下了对韩爌的疑虑——

    因为韩爌是东林党人，朱由检对于是否任命他担任首辅，一直是心有疑虑的。

    即使韩爌表现得很顺从，他也担心这个人依靠娴熟的党争手段，让朝堂再起波澜。

    如今韩爌的表态，让他放下了这个疑虑。认为让韩爌担任首辅，未尝不是好事。

    至少这个人明面上在支持自己的政策，而且颇有能力。

    还有一点就是，在经过两年对朝廷制度改变后，朱由检打算稳一稳，在接下来的三年，更注重政策执行。

    韩爌担任首辅，能让地方的东林党人会配合，让朝廷的政策更顺利地推行下去。

    所以，在七月十五日的朝会上，朱由检正式提升韩爌为辅政大臣，显示自己的心意——

    在黄立极这个首辅之外，朝堂上出现了又一位辅政大臣。

    早已准备卸任的黄立极，当即请求致仕。

    朱由检按例挽留，开始更换首辅流程。

    他要在八月前敲定这件事，让韩爌参与八月选官，树立新首辅的威信。

    同时，他应韩爌的请求，把他的千户世职转为男爵。朝堂上自国初之后，再次出现以贵族身份担任宰辅的大臣。

    这让群臣再次感觉到了变化，很多人认为贵族担任首辅将会成为常态——

    朝堂上的大学士和九卿，如今哪个没有世职呢？

    将来他们都可能转为贵族，同时担任大臣。

    如果没有贵族身份，还可能被人看不起——

    这和王守仁封爵之后丧失入朝机会完全不同。

    今后朝堂大臣的权势，还要看爵位高低。

    这也是朱由检的用意之一，用自己掌握的封爵权力，进一步加强对群臣的影响力。

    以后这些臣子想获得爵位，就不得不想法讨好自己。

    如同他预料的一般，在韩爌的世职转为爵位后，杨景辰、温体仁等人，相继上疏请求把世职转为爵位。

    袁可立等枢密院大臣，更是集体请求，把皇帝赐予的世职，转变为海外爵位——

    这些人对皇帝的政策更了解，也知道海外开拓的进展。

    知道转为封地贵族，远比领个世职更实惠。

    即将卸任首辅、下一站要去理藩院当掌院的黄立极，同样也提出了这个请求——

    毕竟他要协助皇帝管理藩国，自己怎么能不去海外开藩？

    所以在七月底的时候，朝廷开始了新一轮封爵。数十位大臣和有功臣子，相继被册封为子爵、男爵和爵士。

    一时间朝堂上爵爷遍布，似乎由文官政治，转变为贵族政治。

    不过朱由检却知道这是假象，朝堂上掌权的仍旧还是那些文官，更高等的公侯伯等贵族，根本就没有多少权力。

    他现在只能期望勋贵早点认清形势，以后拥有封地才有说话的底气。

——

    把李善长等人列入功臣庙的另一个影响，就是让一些人认识到，皇帝对洪武、永乐年间的事情，开始重新定案。

    这让一些人仿佛看到了曙光，尤其是建文诸臣后裔。

    一些同情他们的臣子，也纷纷上疏发言。

    朱由检见到这些奏疏很是头痛，尤其是看到刘宗周同样上了奏疏后，感觉建文之事，已经必须要有个定论。

    否则臣子会接连不断上疏，影响朝廷政事。

    所以他选在七月十八日，派遣隆平侯张拱薇祭长陵后，召集群臣说道：

    “建文君臣之事，自万历以来多有上疏谈论者。”

    “朕以为当正本清源，彻底有个定论。”

    “今日是成祖文皇帝忌辰，诸位就都议议吧！”

    群臣中倾向于给建文诸臣翻案的，见皇帝选在这个日子商议此事，纷纷感觉不妙。

    作为成祖之后，如果皇帝在成祖的忌辰否定成祖、给建文君臣翻案，那不就是不孝吗？

    群臣就是心再大，也不敢在这个日子和当今皇帝争论。更不敢逼着皇帝在今天，给建文君臣翻案。否则一个孝字扣下来，谁能承担得起？

    这让他们纷纷道：

    “今日是成祖皇帝忌辰，不宜谈论此事。”

    “臣请另择时日，商议建文之事。”

    朱由检有些不耐烦地说道：

    “自《皇明通纪》这部禁书流传以来，天下间多有谈论建文之事者。”

    “甚至在万历、天启年间，隔几年就有官员上疏。”

    “朕登极后也不胜其扰，必须正本清源。”

    “今日之后，朝臣不得再争论建文之事，否则一律罢职、并且流放海外。”

    这么严厉的态度，让想要为建文君臣翻案的臣子感觉更是不妙，反对声音也更大，请求皇帝收回旨意。

    朱由检面对这些人的言语，面色丝毫没有改变。只是在他们声浪稍小之后，重申道：

    “今日畅所欲言，无论说什么朕都不会怪罪。”

    “但是过了今日，必须以朝廷结论为主，不得再有异议。”

    “若是都不愿说，那就直接定论了。”

    这让群臣更是不满，就连早已和皇帝绑定的刘宗周，都站出来说道：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若是不能服众，陛下纵然做出定论，又有谁会信服呢？”

    “臣以为建文之事，应当从长计议。”

    朱由检对刘宗周还是很尊重的，若非看到他的奏疏，甚至都不想理会这件事。    

    他见刘宗周出言，正色道：

    “现在不就是在议吗？”

    “先说说方孝孺的事情，先生为方孝孺编撰《正学录》，是很推崇他喽？”

    刘宗周同样正色道：

    “方逊志先生重节轻生，臣为其编撰文集，是为激励士气。”

    朱由检闻言说道：

    “那么先生以为，方孝孺被诛十族之事，到底是真是假？”

    “为何直到现在，还有方孝孺的后人？”

    这个问题，让所有臣子提起了心。今日要商议的事情，也终于走入正轨。

    刘宗周果然没有再纠缠是否要改期商议的事情，回应道：

    “方先生的幼子，被忠义之士藏匿，故而仍有后人。”

    朱由检眉头微皱，但是对这个说法无法否定，只能继续问道：

    “那么先生以为，方孝孺被诛十族为真？”

    刘宗周有些犹疑，回道：

    “此事实录未载，但是《立斋闲录》记载：”

    “今按南京锦衣卫镇抚司监簿，除前编缺坏外所存簿籍载，正学宗族抄扎人口有八百四十七人。”

    “如此多人罹难，诛十族当有其事。”

    朱由检闻言询问郑士毅：

    “南京锦衣卫簿，是否有此记载？”

    郑士毅急忙回道：

    “此事臣一时不知，可召南京锦衣卫查阅。”

    朱由检点头认可，吩咐郑士毅道：

    “命南京锦衣卫把相关簿籍带来，一定要查清楚。”

    “查抄多少、处死多少，都要确定下来，给天下人一个交待。”

    这个态度，得到群臣认同。很多人认为皇帝还算公正，没有故意否认。

    朱由检对这种有记载的事情没有辩解，而是向群臣道：

    “一族之中，大约有多少人？”

    “难道八百多人，就能确认是诛十族吗？”

    “有没有人说清楚，十族都是哪些？”

    这个群臣就有话说了，兵科给事中陈献策道：

    “十族就是九族加上朋友。”

    “方先生拒不逆诏，成祖怒而夷其十族，朋友亦族也。”

    朱由检已经懒得生气了，询问道：

    “此说从何而来？”

    “都有哪些记载？”

    陈献策一时语塞，支吾着回应皇帝道：

    “祝枝山《野记》有载。”

    “《文学博士方孝孺》同样有载，此文收录方先生殉难事迹。”

    他其实是从《皇明通纪》上看到的，但是这部书是禁书，自然不能在朝堂上光明正大地说出来。

    在他说出两篇文章的名字后，朱由检道：

    “把它们都找出来，朕要好好看看。”

    这两篇文章流传颇广，朱由检决定商议建文君臣之事时，就让人搜集了相关资料，不一会儿就有人呈上来。

    朱由检先看《文学博士方孝孺》，把方孝孺的形象描绘得颇为高大，皱着眉头说道：

    “这篇文章的内容，都是出自哪里？”

    “特别是这个‘宗族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比先前《立斋闲录》所说的八百四十七人多了二十六人。谁能说清楚这个数字的来源，都增加了哪些人？”

    这话无人能答，没有人能说清楚八百七十三这个数字的来源。

    朱由检见此判定道：

    “这是小说家言，内容多有以讹传讹之处，不当以历史看。”

    “这篇文章问世的时候，方孝孺都死了一百多年了。写这篇文章的人，如何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事？”

    否定了这篇文章的真实性，朱由检又向主持编撰史书的几位大学士道：

    “今后编撰史书，必须增加注释，注明史料出处。”

    “不要再让人以讹传讹，在流传中添油加醋。”

    定下这个原则后，朱由检又向刘宗周道：

    “请先生编撰方孝孺的年谱和传记，一切采用信史，厘清他的事迹。”

    “不要再让这种类似小说的文章，在世间胡乱流传。”

    刘宗周应下之后，朱由检再看祝枝山的《野记》。

    只是看了几段，他就有些狐疑地向陈献策道：

    “卿把这本书的内容，当做历史看吗？”

    陈献策脸色通红，实在不好意思说自己信了其中内容。

    因为《野记》这个名字，就说明了它是野史。更别说里面的内容，多有神怪故事。

    陈献策再怎么说也是进士，当然不好意思说自己把它当历史。

    朱由检看着《野记》的内容，还有张太后遗诏复建文年号之事，眉头皱得更紧，怒道：

    “荒谬！”

    “张太后遗诏又不是没有留存，里面什么内容写得明明白白。”

    “祝枝山随意编造遗诏，这部《野记》当禁！”

    当即下了命令，把《野记》列入禁书。

    群臣想要劝谏，却实在说不出话来。《野记》中记载的这件事，连他们也觉得荒谬，已经被列为禁书的《皇明通纪》甚至都质疑这个说法。

    皇帝以编造遗诏的理由禁了这部书，让他们实在说不出话来。

    在否定了这两篇文章的记载后，朱由检又让群臣追溯，查清楚方孝孺诛十族的说法来自哪里。

    发现最早的就是《野记》，然后被记载入《皇明通纪》等书籍。

    这让群臣不由得脸色通红，实在没有想到自己信以为真的事情，竟然是出自野史杂谈。

    然后继续溯源，发现夷族的说法，最初来自李贤的《天顺日录》，《立斋闲录》引用了这个说法，但注明“此一段未甚得其实，姑存之”。

    《立斋闲录》记载了方家被抄扎人口八百四十七人，却不认同夷族说法。说明当时的人，对方孝孺是否被族诛都有疑虑。

    更往前的《奉天靖难记》等书，只记载了方孝孺被杀，没说宗族情况。

    至此，“诛十族”的来源基本被理清，从李贤说方孝孺被夷族开始，到祝枝山演变成诛十族，然后被广泛采用。越往后死的人越多，从夷族演变成诛十族。(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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