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圣贤之治于民，民之道也。如大禹之行水，水之道也。造父之御马，马之道也。后稷之耕作，地之道也。其莫不有道焉，今西域之道，又于何处？』

        斐潜环视一周，沉声说道，『便在礼俗二字。』

        礼俗，礼教。

        吃人的礼教。

        这几乎是所有后世华夏人的一个共识，可是又有多少人会认真去搞明白究竟是怎么吃的，亦或只是人云亦云，反正有人这么说了，便是跟着说就是。

        礼教确实是吃人的，可是为什么能吃那么多年，不是应该更去探寻思考么？就像是谁都不喜欢被剥削，都在批判资本家，但是究竟是在真的批判资本家的本质，还是在怨恨自己不是资本家？

        斐潜在西域，要推行教化。

        要教化当然不可能是斐潜一个人跑断腿，也是要其他的人帮他去达成目标的，而这一批最新抵达了西域的文吏，无疑就是斐潜当下最好的，也是仅有的工具。

        礼教，也是工具，就像是一把刀，可以用来压制于内的百姓，也同样可以刀口一转，变成对外的精神枷锁。

        周公制礼和作乐，是建立古代华夏人文精神的重要开端，本意是好的。这就像是孔子老子，亦或是佛陀什么的一样，最开始的道义教义，都是向上和向善的。后来周公的礼乐，经过了孔子的提倡和荀子的发挥，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体系，不仅仅是包括了政治制度，而且也包括了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

        在华夏封建王朝时期，为什么最终是儒教胜出，击败了猖狂一时的佛教，也压制了有龙虎丹等手段的道教？

        斐潜在和文吏讲述西域教化重点的时候，也同样提出了其中的秘诀之处，就是『因俗制礼』。即尽可能利用西域现有风俗的形式和内在的合理部分，再加整理、提高，注入新的属于华夏的东西，如此方可使西域之民喜闻乐见，被其所化。

        『故为官一处，当辨五地之物生……』斐潜缓缓的说道，『然五地之物绝非磐石，百年而不化，其地之民亦非铜铁，经岁而不变。如西域之地，有山林，有丘陵，亦有川泽，有原隰，何有一法可胜万法，一劳可永逸之道乎！自当因地因时因人因俗而变之，方可以本俗六安万民。』

        礼教就是如此，渗透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华夏在州、郡、乡、族、闾等设置教育机构，把儒家的理想和伦理道德化解在各种礼仪之中，如冠礼、婚礼、相见礼、饮酒礼、射礼等等，使人们在喜闻乐见的仪式中，接受礼的熏陶。

        就拿冠礼来说，一些后世只是觉得好玩，穿了一些汉服然后模仿着做出冠礼的仪式，却没有真正触及冠礼的精髓……

        冠礼就真的只是戴个帽子？

        古代冠礼，其实代表了『成人』，而成人之后很自然的就有了自己的家。冠礼就意味着独立分家，或是在某种形式上的独立经济权，这才是冠礼背后的实际体现。之前还可以依附在父母之下，但是冠礼之后就必须各自炉灶了，是需要自己开始赚钱养家！

        这和随便参加个仪式戴个帽子，然后回头还伸手向父母要钱耍朋友的概念完全不同……

        『华夏之地古有卯祭，今西域之处亦有活祀，皆不为善法。』斐潜缓缓的说道，『礼有云，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令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是故当有礼，以别于禽兽。』

        『西域之人，与华夏之人，言行有异，不得沟通，然有一事，无需言语便可明达……』斐潜笑着说道，『可知此为何事？』

        一干众人思索起来，而在一旁的薛平似乎是想到了一些什么，但是并没有太多的勇气直接说出来，直至斐潜公布了答案。

        『性也。』斐潜缓缓的说道，『喜怒哀乐贪懒馋，皆为性也，与汉地之人相同无二。此等人性，生来有之，喜怒之情，以性为栖。无有外物之时，所藏不露，然感于外，情则显之。故好恶，性也。所好所恶，物也。心为万虑之总，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心之所之，情之所之，性之所之。』

        『心无定志，待物而后作，待悦而后行，待习而后定。』斐潜沉声说道，『四海之内，其性一也。其用心各异，教使然也。喜怒之情，或尚不足，或嫌过度，可齐之以礼，可复之于正也。西域之地，当以何物为作，何悦而行，何习而定，何以补不足，何以除过度，皆当论之……此便是三问。』

        第一问大方向，第二问具体措施，第三问就有些类似于过程管理了。

        三问下来，众人皆凛然，然后觉得头皮发麻，脑袋发木。

        斐潜显然也没有要然这些人现场做出策论的意思，而是然这些人带着问题回去，待三天之后再行上课。

        西域是一个非常大的试验田，而这些人就像是一枚枚的种子，究竟会开出什么样子的花来，斐潜只能去希望，去引导，而无法去决定，去替代。

        《周礼》是一部通过官制来表达治国方案的著作，内容极为丰富。《周礼》六官的分工大致为：天官主管宫廷，地官主管民政，春官主管宗族，夏官主管军事，秋官主管刑罚，冬官主管营造，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在上古文献中实属罕见。

        很难想象出来，在那么早的时候，周公就已经构建出了一个庞大的政治官图，然后提供给后人按图索骥。

        斐潜刚刚到了汉代的时候，也没觉得《周礼》这本书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当他真的去细读的时候才发现，其实《周礼》之中所记载的礼的体系已经是非常系统了，既有祭祀、朝觐、封国、巡狩、丧葬等等的国家大典，也有如用鼎制度、乐悬制度、车骑制度、服饰制度、礼玉制度等等的具体规制，还有各种礼器的等级、组合、形制、度数的记载。

        因为种种的原因，《周礼》面世之初，不知什么原因，连一些身份很高的儒者都没见到就被藏入秘府，从此无人知晓。直到汉成帝时，刘向、歆父子校理秘府所藏的文献，才重又发现此书，并加以著录……

        所以，斐潜不无恶意的揣测……

        算了，要不然又有人会唧唧歪歪表示不喜欢阴谋论了。

        该补课还是要补课的。

        即便是不管此书其后的故事究竟如何，仅仅是单独论及《周礼》的内容，就足够显现出礼制的重要性。如果说礼法是礼的外壳，那么礼义就是礼的内核。礼法的制订，是以人文精神作为依据的，由形式到精神，由表及里，这就是礼法最重要的作用。如果徒具仪式，而没有合理的思想内涵作为依托，礼就成了没有灵魂的躯壳。

        想要渗透西域人的内核，触及其精神，就要在礼教的初期，有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方法。

        枯燥的礼节和繁琐的要求，并不能促进这个西域礼教的推动，甚至还有可能形成反效果，因此光是强调什么礼节规范，其实木有什么卵用。西域人既没有华夏的生活环境，也和华夏认知不同，若是和西域人说什么君子如玉啊什么的，说不得西域人还会笑华夏人都是傻子，竟然会喜欢几块河滩上的破石头……

        让手下的文吏去思考，去探寻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是并不意味着斐潜心中就没有解决问题的谋划。

        在卢毓薛平等人离开了之后，斐潜对于贾诩说道，『西域教化，当以乐始。』

        没错，斐潜在西域准备教化的手段，是从以音乐开始。

        或者说是『娱乐业』？

        贾诩拱手而道，显然是早有预料，『主公英明。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今西域之言语不得通畅，而声乐之法，则可扬长避短，使西域之民虽不通言语，亦可明华夏之美，明华夏之理。』

        斐潜点头，『先以声求其聚，再以音使其兴，后以乐明其达，可谓教化辅佐，礼乐相辅相成是也。礼有云，「乐由天作，礼以地制」便是如此，无乐不为礼，无礼不为乐。天地相合，方可无往而不利。乐者，非谓黄钟大吕、弦歌干扬也，乐之末节也，需重通义，彰明德节。』

        华夏人喜欢极端化的行为模式，也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养成的，好得时候就是什么都好，坏的时候便是什么都坏。一群老夫子批判靡靡之音，然后掉头就被靡靡之音打得狗血淋头。

        要论玩弄声音乐，华夏其实早期领先于全世界，而且一出场就有很高的理论支撑。

        在华夏早期的乐理里面，声、音、乐，是三个不同层次的概念。

        声与音的区别在于，音有节奏、音调，而声没有。所以华夏早期乐理认为普通的声，基本上都称为噪声，将有节奏有韵律的声，称之为音，而乐一般都是指有内涵的，代表了某种含义的乐章。人与虫豸，动物一样，都有听觉，能够感知外界的声响，但是虫豸和动物只能抵达声的程度，而人类显然有更高层次的追求，所以这也是人区别于禽兽的重要标志之一。

        《乐记》之中有这么一句话，『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虽然说可能有些绝对，但是确实有一定的道理，只追求感官刺激的，也就类似于禽兽，而人类么……当然也有只想要感官刺激的，毕竟人类也是有兽性。

        『西域之民，亦有乐器，可鼓乐声，然无乐音，更无华章，』斐潜缓缓的说道，『情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歌咏之不足，故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是也。今观西域之民，多手舞足蹈者，可知其歌咏之不足，此便为可乘之机。』

        不仅是西域人，其他没有什么语言和文化的人，比如西羌人也很喜欢舞蹈。

        就像是有些墨水的，看见大漠会说一句长河落日圆，感觉到了风会说一声入竹万竿斜，而没有什么才情的，或是没怎么读书的，恐怕就剩下了两字……

        这些西域人，有时候他们会高高举着牛尾巴，或是舞动着皮袍，以简单的动作来表示自己的心情，看起来似乎很欢乐，但是实际上很可怜，因为他们可以表达自己的情绪的方式很少，太少了。

        这就是机会。

        若是在这其中加入潜移默化的引导呢？

        就像是后世米帝搞的那些手段……

        西域就在这里，阵地也就在这里，如果华夏不占领，自然就有其他的人前来占领。

        在外物的作用下，人心会跃动而起。

        因外物作用的强弱不同，人的情感表现为不同的层次，乐音出于人心，但又能成为一种新的外物，对人心施加以作用。这是在华夏早期的时候，就已经明明白白写在了《乐》一书当中了，『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於中，故形於声。声成文，谓之音。』

        西域在这一方面，几乎就是空白。所以当光头和尚带着法器，叮叮当当的敲起来的时候，这些西域之民就几乎都被吸引住了，然后不知不觉当中，就接受了佛教的传教，产生了信仰。

        那么如果将其中的光头和尚替换掉，或是将其中的内容替换走……

        乐音种类很多，可以是端庄的，也可以是张狂的，可以是细腻的，也可以是粗犷的，每一种都可以给人以不同的感受，诱导着人的情感的发生与转换。犹如后世的古典音乐与摇滚音乐，尽管都属于乐音的范围，但给听众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

        有人就喜欢听古典，也有人只喜欢摇滚，这差异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决定于环境，只有一小部分是因为天性。

        因此斐潜就想要打造出一个全新的西域环境，占领那些原本应该早就占领的高地，而不是眼睁睁的看着光头，或是其他什么头白白的侵占了应该属于华夏的地盘。

        上古之人容易么？在那么简单低下的生产力，那么差的物资供给的条件下，还为后人准备了这么多的理论，考虑了如此多的办法，可是华夏后人却将其束之高阁，甚至是弃之如敝履。

        想了想之后，斐潜又对贾诩说道：『西域之中，以声，音为主。于野，可重奇声，奸音，于城，当许雅声，和音。野之人，多劳而疲，当有奇奸之声，兴其行鼓其力，而城中之民，教而学之，自以雅和为重，声音而不乱。固有云，君子乐其道，小人乐其欲，不必论古新，只论其正也。』

        贾诩颔首说道：『主公所言甚是。古新之争，不利于教，反现其乱。声音乐，本如教之道也，以声驱之，以音引之，方可论乐。直声音者，不足以论乐。得乐之者，亦不可鄙之声。犹如识百字者不可锦绣文章，而著文章之人，亦不必笑识百字之人也。』

        斐潜颔首，『善。新古乐之争，犹如今文古文相争，皆不可取。』

        所谓古乐，是指炎黄尧舜之后，相传下来的雅乐，如黄帝之乐《咸池》，尧之乐《大章》、舜之乐《韶》，禹之乐《夏》等，节奏缓慢庄重，富有寓意。而新乐，则是在战国之时做出的乐曲，以郑、卫之音为代表，偏向于繁杂声色，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

        新古乐争，其实比今文古文的相争还要更早，在春秋战国就有了，而相争的根本，依旧还是政治的问题。因为华夏的士人认为，认为音乐与政治相通，可以作为判断为政得失的一项指标。

        『诗经之中，未有言郑卫之靡靡而绝录其文，亦未有前秦之铿锵而惧记其歌，』斐潜沉声说道，『声音乐之道，可观其音而知其俗，观其政而知其主矣。周公可采周南为风，大汉为何不可采西域之风？』

        贾诩点头应是，也补充说道：『正是。以乐观政之法，古今皆可用之。君者，万民之主也，君之所好，下必甚也。若其国之器，下僭越其制，足可见国之大侈，不用度量，亡国之日不远矣。古有云，宋之衰也，作为千钟。齐之衰也，作为大吕。楚之衰也，作为巫音。西域邦国，多有哀忧之声，足见其主失政，民众流离，自可乘其机而图之。』

        孔子有说过，一个国家怎么样，看他的国民经常在听一些什么音乐就知道了。

        当然，古代的时候娱乐项目只有音乐……

        『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斐潜说道，『南匈奴之教化，因其邦小，故间而分之直可，然西域地广，国邦杂乱，故当用新法。以佛为驱，弱其志气，以音为聚，消其隔阂，以商为饵，而骄其上，以授为进，而笼其民……』

        『太史子义性直，难为此等琐碎，故某仅言四民之要，农工之道，以武行威压，镇不平，除奸乱，如火焚于野……而这教化之术，侵蚀之法……』斐潜看着贾诩说道，『唯有文和方可明达通要，知其诀窍，则以文行规矩，纳亲善，消仇恨，如水浸润而下……文武之法，水火共济，十年为期，速则十年可定，慢则廿卅，西域之地，当尽属华夏矣……』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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