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在故宫博物院看到过，这一团蝶图碗仿制得十分成功，几乎与真品丝毫不差！”

        “真丝毫不差？”展飞惊愕道。

        “当然了，这世上都没有完全一模一样的片树叶，自然也不可能会有两件一模一样的东西了，仿制再好，当然还是会有差别的，但这个差别很小，小到一般人根本就看不出来。”

        张天元研究了很长时间，才总结出了如下几点——

        1.胎体略厚分毫，以手度之稍沉一点。

        2.民国时虽经调制焙烧，色彩尚属丰富，但终究难于雍正时的色彩相比，旧器中的胭脂红、翠毛蓝、秋海棠等娇艳之色已然缺失。

        3.后挂彩团蝶图碗不仅底釉泛青，而且器内釉面有黑疵点，这是由于胎釉淘洗不净、提炼不纯、铁质杂物残存于釉表所致。

        雍正本朝的粉彩，所用的素白胎是百里挑一的，这样带有明显缺陷的白瓷胎是不会入选的。

        4.雍正官窑彩料的配置十分讲究，而且经过月余的贮藏后方可使用，使用前还要尽可能地研磨得极细极匀，而且还要使用油料当调和剂，使色彩滋润而微泛一层油光。

        而民国的仿品色彩黯淡不够光亮，彩面发涩不够鲜艳，肉眼观之，彩釉的明度及滋润感均较真品逊色。

        然而即便是知道这四点，大部分人也是看不出来的，因为太过微妙，没有特别的手感和眼力，真想要把这些东西通过肉眼看出来，那无异于白日做梦啊。

        “不过即便是有微妙的差异，但也不得不承认，民国有部分瓷器，哪怕只是高仿瓷器，都做得十分精妙。”

        清王朝覆灭后，受袁世凯之命，郭世五在陶瓷镇聘用、集中了原烧造官窑瓷器的大量人才，花费极大气力，烧造出了“不是雍乾官窑、胜似雍乾官窑”的瓷器。

        袁世凯倒台后，继郭世五之后，又有帝都刘勉之去陶瓷镇仿制官窑瓷器。

        他在郭世五先期营造的摊底上，将雍正、乾隆的官窑仿制水平推上了一个新台阶。

        据说他从当时官方的古玩陈列所，也就是故宫博物院前身取出样品，又经当时帝都古玩行的著名鉴赏家指导，在十分秘密的情形下进行——签合同、限量仿制，每样只仿一、二件。

        这种真正意义上的“民仿官”是从民国六年开始的，刘勉之当时是德泰细瓷店的副经理，被誉为“民仿官”第一人。

        德泰仿制官窑瓷器在当时名气很大，京城收藏家、古玩行人、故宫博物院的人都与刘勉之有来往。

        刘勉之为他们烧造了不少足以乱真的明清官窑瓷器。

        如给津城古董商仿制的康熙官窑青花群猴嬉戏图凤尾瓶，此瓶后卖给了北洋政府一下野的督军。

        给帝都最大的古董商岳彬仿制的康熙官窑五彩鹦哥，这东西后销往美国，日本和法国也有五六只，国外一直当作珍品收藏着。

        这种事儿不免有几分可笑，但却印证了当时的瓷器高仿水平有多高。

        可以说，这刘兄的水平怕是不比已经死去的瞒天王差的，甚至可能在文化底蕴上还要高上许多。

        更重要的是，他们仿制的东西，从来不做标记，就是为了赚钱，所以你很难从标记上去确认那是真品还是仿品，许多专家都在这上面栽了跟头。

        继德泰之后，津城锅店街上的同泰祥在仿制官窑瓷器上亦步亦趋，逐渐做大。

        溥仪在津城张园时，给溥仪当差的人也常去同泰祥购买仿制官窑器，有的仆人以假换真，蒙骗主人。

        收藏官窑瓷器最多的是内务府曾家，他家的花园、居室、客厅、走廊里到处摆放着官窑瓷器，每十天更换一次。

        比如，这十天摆的是康熙官窑，后十天则换作雍正官窑粉彩瓷器，这样更换一年，曾家居然也不会在样式、色彩、年代上重样的，以此斗富。

        曾家官窑这么多，也常派人去同泰祥购买仿制官窑器。

        曾家的邻居是汤家，汤家没这么多官窑，又不服气，于是就去同泰祥购买仿制官窑瓷器。

        汤家在津城英租界刚安家时，曾用大排子车从同泰祥往自家运送仿官窑瓷器，拉了三天没拉完。

        当时津城最富的人家、财产按银元计算超千万的有两家：庆王爷的后代和和陈光远，他们同样买同泰祥的仿制官窑。

        陈家买仿制官窑用来以赝充真，戏耍别人取乐。

        抗战爆发后，津城同泰祥东家兼总经理李春生，于1940年将在陶瓷镇积存的仿制官窑瓷器从九江口运往津城。

        共雇用大木船数十只，所载货物近千包（箱），包括仿明清官窑瓷器上万件，其中有李春生二十余年来搞仿制的精品，也是他财产的大部分。

        不料船行至钱塘江被日本驻杭城湾海军阻截，后交涉两年，没有下落。

        据说，是被运往日本了。

        张天元看着手中的这些瓷器，不由联想到了李春生的这批货，究竟这批东西是被运往了日本，还是途中遗失，就很难说清楚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津城同泰祥拍卖全部货底，大量的官窑瓷器中，除了仿制品外，夹杂着原先仿制时用的真品。

        当时谁也没有顾及，论堆出卖，价格极为便宜。

        据官窑瓷器后挂彩专家刘永清说，他当时用很低的价格从同泰祥买了一堆货，其中一些仿制品，连他都无法辨认真假。

        有一对仿乾隆官窑茶叶末古铜彩的花觚，实在看不出是仿的，他说：“我要不上手，还以为真是乾隆官窑呢。”

        据史料所载，当时德泰、同泰祥仿制的官窑瓷器，大量出售给香港地区、日本、以及东南亚各国。

        而帝都的古董商，则选取数量极少的精品，他们以假乱真，使顾客难辨真假。

        当时，同泰祥卖给帝都古董商的精品中，有一对仿乾隆官窑海水红月双耳背壶，绘画精致艳丽，胎质白腻莹润。

        这东西后由“鉴古斋”卖给了日本山中商会经理高田，高田如获至宝，视为真品，将它运往日本东京展出。

        此外，还有仿乾隆官窑珐琅彩瓶三对，是最精美的，连收藏三十年的大收藏家沈吉甫都打了眼，以为是真品。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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